政协人聊营口│创业记忆:征途如歌——我与涛头弄潮的营创三征
发布时间: 2024-06-03
征途如歌
——我与涛头弄潮的营创三征
·刘至寻 口述 ·商富丽 整理
刘至寻
刘至寻,辽宁营口人,现任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营口德瑞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政协营口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24岁时离开国企到父亲创办的集体企业营口市有机化工厂任销售业务员,与企业一同成长,先后任企业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期间,企业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并在亚洲同行中占据领先地位。现公司已形成以营创三征为旗舰,营新科技、昌成新材、德瑞化工、晨铭实业、三征新化、征程新科等分子公司齐头并进的企业矩阵。营创三征先后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辽宁省单项冠军企业、辽宁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辽宁省服务型制造企业等荣誉。刘至寻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创新创业人才、辽宁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国企娇子
我出生于1969年,家里哥仨,我排行第三。
1987年9月,我从营口市财务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有大型企业营口东北钢琴厂。
在计划经济年代,从上海、江浙等南方省份抽调来的制琴师傅集聚在东北最大的钢琴厂,那是营口作为轻纺工业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待遇、前景对年轻人来说充满致命的诱惑,很多人都以能进到东北钢琴厂为荣。作为东北钢琴厂拳头产品的诺迪斯卡三角钢琴名扬海内外,当年国家、省市领导来本地视察,营口东北钢琴厂是必到之地。
我最初是音源车间的统计员,四年后被调到击弦机车间负责成本核算。
后来营口钢琴厂组建出口琴工段,专门做三角琴和高档琴,在全厂范围内选拔一名“万能员”,所谓的万能员顾名思义就是干什么都行,一人要干五个人的活,集工资员、统计员、核算员、保管员、领料员于一身,厂领导选中了我,准备培养提拔为装配车间的副主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看似不大的意外事件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下嫁
1987年,我父亲刘庆晨创建了营口市有机化工厂,当时是集体企业,主要生产三聚氯氰。几经周折,到1993年,企业风生水起,在全国行业内小有名气。
年初,营口市有机化工厂供销科一名计划员突然离职,一直招不到人。看着父亲为此忧心我于心不忍,于是动员我同在钢琴厂工作的两名同学到有机化工厂去。他们半开玩笑地问我:有机化工厂那么好,你怎么不去呢?24岁年轻气盛的我被他们这么一激,毫不犹豫地说,去就去。就这样,我和那两位同学从大型国企营口钢琴厂“下嫁”到只有100多名职工的集体企业营口市有机化工厂。
在钢琴厂意气风发的我是怀揣着干点大事儿的梦想来到营口市有机化工厂的。但我很快发现,一切都要从头再来,没有什么时间考虑心理落差,便开始了在供销科打杂的日子。
初期,我配合司机送货、装车、收款,打扫院子、干农活,反正是需要人干的我都能干。厂里利用北侧空地种植了大片水稻,秋收时节,我就每天提着镰刀,从早到晚割稻子,脱谷,清理稻草……
厂区内道路坑洼不平,我和大伙一起将燃烧后的炉灰掏出来垫道铺路;带着防毒面具,钻到氰化钠槽车里处理结晶的液体氰化钠;给三聚氯氰包装桶喷漆,有时也跟车去天津、河北等地采购拉运货物。
我经常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跟车去大连外贸公司送货。
早晨五点从营口出发,一铁桶货50公斤重的一台车装六吨半,两台车就是13吨;一铁桶货100公斤重的一台车装七吨二,两台车就是14.4吨,这样正好是一个20尺集装箱。到达中化辽宁大连南关岭仓库,将车停在大门口,距离卸货地点还有二三十米的距离。我和司机在内的四人,把重重的包装铁桶一一卸下,搬运到仓库内,再摞起三个高……卸完车,司机再拉一车沙子回营口,我和另外一个人去办款,一般是上午11点左右到,办完后再坐大客车回营口。有一次,在高速上看到厂里拉沙子车在路上,我就在高速口下车,等拉沙子车到了以后,坐上车回厂里,一起把沙子卸了以后再回家。
1993年4月,在师父朱乃昌的带领下,我参加了第77届广交会,开始接触外面的大世界,也开始在销售领域开辟一片新天地。
崭露头角
我开始经常出差跑业务。
那时每天出差补助46元,这点钱放到现在买一张沈阳至营口的动车票都不够,而那时从沈阳到营口的火车票才7元,这46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为了从补助中省钱,我索性口挪肚攒。有时一天就吃一顿饭,感觉饿了就买袋蚕豆充饥。劳累一天,晚上几人整上一瓶1.9元的沱牌曲酒,一袋花生米,花上2块多钱买一斤牛下货,外加两个馒头。大家围坐在一起,对酒当歌,畅谈未来。
那时虽然没钱,但是吃什么都香,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是割舍不掉对蚕豆的喜爱。
1994年,为期三天的全国化工展会在无锡开幕。
带着两大箱展品和厚厚的宣传材料,我和师父朱乃昌星夜兼程赶到无锡。展会安排的住宿地点在无锡市郊,为了节省下每人1200元的会务费,师徒两人悄悄走出富丽堂皇的酒店,一路寻找价格便宜的招待所。问了不下十几家全都客满。一个多小时后,两人重又走到火车站附近,我终于发现一个部队招待所,满心欢喜地进去一问,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我和师父提着重重的箱子,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央求服务员帮着找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服务员却打趣道:“这里真的没床位了,看你这么瘦,要不我用胶水给你贴墙上吧。”
夜深了,我们俩只好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疲倦的师父睡着了,我就围着两大箱展品和资料一圈圈地遛步,生怕自己一旦坐下就会睡过去……
1994年冬天,我随同朱乃昌到中化天津,接触了好几家进出口公司,给接触过的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加之参加广交会时结识了中化辽宁、中化天津、中化建北京公司、宁波市化工进出口公司等多家外贸公司,我对外贸出口的路数越来越熟悉,人脉逐步积累,为后来开辟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一年,我25岁,和我同样属鸡的儿子刚满一岁。
1995年,营口有机化工厂获得了外贸出口自营权,成立了进出口部,我担任经理,职务级别相当于供销科副科长,随着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大,我在营销方面的天赋开始得到施展。
打响第一炮
营口市有机化工厂三聚氯氰的92、94装置(因在92年和94年完成扩产而习惯性称呼)上来以后,加上北厂的生产,产量激增。同时,全国的乡镇企业风起云涌,到1995年,三聚氯氰厂家已经达到了46家,国外的罗马尼亚、日本、瑞士、印度、德国、俄罗斯等都有三聚氯氰生产企业。遍地开花,恶性竞争,产能过剩,产品出现滞销。
1995年,营口有机化工厂一度有400吨左右库存,不得已限产,资金非常紧张。我利用同外贸公司的关系,和中化天津的李军一起商量打进印度市场,获得成功。李军一次性买了280吨货,不仅基本消化掉库存,还打开了印度市场。
以利润换市场是我自认为在主管销售期间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三聚氯氰行业的竞争格局。
1996年春节,正月初六,年味未消,临近的十里八村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地处北温带的东北节日气氛浓,年俗的各种礼节多,一直要过了正月十五才算真正过完年。此时,三征的领导班子已经开始研究新一年的生产和销售了。我在会上提出应该继续扩建,同时下调销售价格,通过规模效应杀出重围。
这一提议遭到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刚刚去掉的库存还让人脊背发凉,应收账款还有近2000万没收回来,这个时候扩产,还要低价销售,和自掘坟墓无异。
经过几个小时反反复复的讨论和争吵,领导班子中明确表态支持我提议的只有朱乃昌和吴英琦,但他们同时提出来,我要全权负责销售,把扩产后增加的产品都卖出去,把应收款收回来。这是支持,但更是将军。
我这个人表面文质彬彬,其实骨子里争强好胜,最不怕威胁,最乐意接受挑战。我当场拍胸脯同意。
其实我的提议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是经过对市场的分析,通过理性思考做出的判断。市场自身有它运行的内在逻辑,任何行业,短期内骤然过剩,势必要并购整合,提高产业的集中度。这种大洗牌过后,才会出现更为清朗的行业格局,而我认为三征要做行业的整合者。
正月初八,我带着销售员刘涛到山东打市场,一共走了九天,走访十一个客户,朱乃昌和吕洪威则负责去河北。
回来后,厂长刘庆晨组织在现在营创三征老食堂西门的房间开会,我讲了九天跑市场的经历,我认为市场可以挖掘和扩大,但同时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必须实行业务人员承包,让销售员有钱可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压缩应收货款。二是加强和客户的关系,激发客户的积极性。我的想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会议结束后,我带着两名销售员跑原来的市场,陆续回收了2000万的应收货款,将货款回收期降到发货后两个月内,后来达到不超过25天。
在清理应收款的过程中,我和大哥刘至杰联手,打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回收货款漂亮仗。
当时,吉林农药厂欠三征货款600万,但企业马上要改制,眼看着货款难以收回,好多家守着要账。我和大哥在工厂转了几天,托人打听情况,以大哥多年从事二手车辆交易的经验,提出把几十台车顶回来。后来,我们果真把41台各种型号的车辆顶账,全部拉回营口。那种浩浩荡荡的场面让全体职工都振奋异常。
在销售过程中,我还采取了一种办法,那就是承诺客户:货款全部结掉后,再给货时会大幅度降价,鼓励客户为了拿到三征的便宜货争先恐后结货款。这样,货款的周转率上来了,销量上来了,应收款降低了,而别的三聚氯氰厂家的应收款却慢慢变成呆死账。
对有的客户,我还坚持有多少钱卸多少货,若没钱,就把货放在最近的地方,有钱的时候再给送,并确保客户只要有钱都能拿到货,就这样,陆续培养出一些铁杆经销商。
1996年年底,我开始全面负责采购和销售业务。1997年2月,营口有机化工厂151名自然人发起设立营口三征有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我升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采购和销售工作。
工厂为了配合以利润换市场战略,在1996年和1999年先后在北厂扩建了4000吨和5000吨三聚氯氰生产装置,三聚氯氰的市场销售价格也从17000元,陆续降到15000元,14500元,14000元,13000元……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公司的盈利在一点点缩水。眼睁睁看着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利润大幅跳水,很多人坐不住了,质疑之声此起彼伏。
那段时间,北上南下,严寒酷暑,方便面成了每天的主食。我经常在火车上泡一包方便面,边吃边调整自己烦躁的心绪,等待心情慢慢平静下来。26岁的我,承受着与我稚嫩的肩膀不相匹配的压力。
以利润换市场持续了三年多时间,时间见证了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商战。在这三年里,三征的年销售量由3564吨猛增到7362吨,销售收入达到一个多亿。
群雄逐鹿,战而胜之。
到2000年前,全世界三聚氯氰生产企业剩下不到20家,日本拥有3000吨一步法装置的克拉雷公司也关闭了。到2005年三征与德国企业合资时,国内剩10家三聚氯氰工厂,天津就有五家,国外只剩瑞士和德国。但天津附近的工厂都是乡镇企业或福利工厂,由于规模、管理等原因,陆续倒闭。
我可以说一战成名,三征也就此确立了在亚洲同行业的领头羊地位。而且改变了中国三聚氯氰市场乱象丛生的现象和市场竞争格局,使三聚氯氰行业从此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应该说,这不仅对中国、亚洲,乃至对世界三聚氯氰行业都是比较重要的贡献。
2001年12月28日,我出任营口三征有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03年5月10日,我正式从父亲刘庆晨手中接过了总经理的权杖,他本人只担任董事长。
二手设备上氯碱——世界首创
到2003年,经过九次的新建、扩产和改造,三征三聚氯氰年产量已经达到42000吨,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70%。亚洲三聚氯氰行业霸主地位看似牢不可破、稳如磐石。
但是,氯碱价格大幅波动对三聚氯氰稳定生产带来的影响却成为三征领导层心头的阴霾,挥之不去。
1997年至1998年间,氯碱价格持续高涨,正常情况下,氯气每吨在600元至700元之间上下浮动,但是,最高时价格竟达到3000多元一吨。仅2000年和2001年两年,三征公司因为液氯价格飞涨而带来的损失至少有4000万元。
当时,上游供应商沈阳化工集团与三征彼此依存。沈化二分之一产能的液氯,三分之一的商品液碱专供三征。但是,当围绕在沈化周边的其他小用户急剧增多时,沈化集团就会断然提价。
以利润角逐为本的市场经济,残酷又合理。市场机制的法则万变不离其宗,竞争求存,谁能主宰这个市场谁就有话语权。
在这样的无可奈何中,我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更广泛的卖家,山西、天津、四平、齐齐哈尔、佳木斯……三征选购氯碱的足迹遍布全国,在通买中实现不被一家控制的相对自由。
权宜之计无法解决长久问题。三征公司三聚氯氰这样大的一个吃氯品种,如果不能自己上氯碱,永远都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但,自己上氯碱有几个制约因素让我们望而怯步。
一是2万吨氯碱装置最低需要近1.2亿的投资。
三征公司这几年已经投入近千万元进行扩产改造,没有能力再筹措上亿资金搞氯碱项目配套。
二是氯碱工艺复杂,营口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倾力筹建氯碱项目,以利用丰富的海盐资源,但以失败告终。
三是行业差别太大,缺乏专业人才。
人、财、技术,三个上项目的最基本要素一个都不具备。说自己上马氯碱是痴人说梦一点都不为过。
我因为上氯碱的事儿经常夜不能寐,茶饭不思。但也一直不放弃,默默积攒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
2001年初,我盯上了三征的一家氯气供应商---本溪草河口氯碱总厂,一家国有企业。这家企业按照年产4万吨氯碱的公用工程配套,但是只上了2万吨就没钱了,只能搁置。三征曾经借给对方200万元,双方约定开车后用低价产品偿还债务。
2002年元旦刚过,我带着几个人去本溪,千方百计动员本溪氯碱厂领导班子把装置搬到营口,而营口方面负责把没上的那两万吨补齐,双方合作生产。这样,营口的盐不用拉到本溪,本溪的氯气也不用增加运输成本。
但是,在双方谈判过程中,我关于氯碱市场行情和未来氯碱行业发展趋势的预判,遭到了在场的本溪氯碱厂技术副厂长张佳兴的反驳,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还有一个背景。
由于历史的原因,本溪氯碱厂的债务关系特别复杂,加上该厂是本溪县政府刚刚从本溪市接管的大型企业,县政府把它看成马上就会“下金蛋的母鸡”,说什么也不放手。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搬迁看来没戏。但我却感觉有了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当面反驳我的张佳兴。他精通氯碱工艺技术,是本溪草河口氯碱厂氯碱项目总指挥,国内氯碱行业首屈一指的专家。这不正是三征需要的人吗?有了这个人,自己上氯碱指日可待呀!我开始频繁和张佳兴接触,不断抛去橄榄枝。
经过慎重的考虑和权衡,张佳兴于2002年8月16日正式加盟到三征,举家搬迁到营口。但他同时也提出:如果三征上氯碱他就留下来,如果不上他就离开。
张佳兴来了以后,在朱乃昌手下研究上氯碱,一晃过去了40天。
突然有一天,他在《中国化工报》上发现四平联化在卖二手氯碱设备!这套装置是四平联化(1万多人的国有企业)从意大利引进的,用了1.7亿。但是,买装置的这笔钱是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担保,装置投产运行了三年,正好是核心设备离子膜更换周期,又正赶上氯碱行业处于最低潮期,想换膜,没钱,装置只能停下来,有设计缺陷也没钱改。屋漏偏逢连雨天,银行这时向担保单位要钱,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认为现在国有资产闲置,必须马上盘活,但四平联化不同意出售装置,认为未来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但中化进出口公司在《中国化工报》上刊登了出售广告,引来全国各地很多买家跃跃欲试。
张佳兴提出要去四平现场看看装置的情况,我欣喜若狂后欣然同意。
因为三征是四平联化最大的氯气用户,业务往来比较多,沟通方便。张佳兴和吴英琦就潜伏到工厂内部仔细查看了装置,发现装置的状态非常好,张佳兴作为氯碱行家兴奋异常,建议我必须拿下。
但是,当我在董事会上提出要买二手氯碱设备时,却遭到了基本一致的坚决反对,大家虽然也知道应该上氯碱,但他们觉得,好东西谁能舍得卖?花一大笔资金买一堆废铁怎么办?当时会场争论非常激烈。最后,在董事长刘庆晨的支持下,董事会还是批准了我的动议。我和张佳兴具体负责与中化进出口总公司沟通购买设备事宜。
非常巧,中化进出口公司的一位副总杨礼邦是本溪人,他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在众多买家中只有三征有实力和条件购买设备并上氯碱,而其他拟购买单位却不具备这个实力和条件。
当时,四平联化领导已经指出来:大家都不想卖设备,尤其是广大员工。他们可以听从上级的指示,但员工们要是闹起来,制止设备被运出厂,局面很难控制。
杨礼邦分析认为,三征当时是四平联化最大的客户,四平联化得罪谁也不敢得罪自己最大的客户。因此,只有卖给营口,厂领导才可能压住工人不造反。
杨礼邦主动带助手来营口,和我及佳兴详谈,当即表态:我就想卖给你们。
就在这时,多日来急火攻心的我病倒了,突发乙肝,医生要求必须住院。但是,双方已经谈成了最终的成交价,我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去四平接收并签字。
就这样,我发着烧,打着点滴,和张佳兴等一行十几人就上路了。
汽车疾驰在去往四平的公路上。深秋时节,草木凋零,在大片的枯黄中突然跃出一簇簇、一丛丛的红色,此时的红枫正如霞似火地绽出最美的生命颜色。
赶到四平时天色已晚,我们在工厂附近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十二个人挤在一个标准房里,这件事给张佳兴带来的触动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了要把后半生交给三征的决心。
接下来就是敲定价格,经过几轮商谈,确定在660万元,但去现场时,发现有的设备被偷走了,三征提出交涉,又扣了点钱,最后只花了650万,就把除了厂房以外所有的装置都拉回来了。
买到手后,遇到氯碱低迷几年后开始反弹,马上就有人出1000万要买。我坚决地说:不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为上氯碱项目,三征新增了120亩地。
比起将二手设备装入氯碱装置中的难度,把这些设备在天寒地冻的四平拆下来并运回营口恐怕要更加困难。
拆设备必须要有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
张佳兴从本溪氯碱厂挖来了技术处长、设备专家孙玉堂,仪表车间主任、仪表专家孙广军。应该说,有了这三个人,就可以撑起一个氯碱厂的骨架。后来,三征上氯碱从一期、二期到三期的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2002年10月7日前后,一行20人赴四平拆迁。前后共用了40天,实施专业性的拆迁,每个设备像新设备一样包装,制定标签,装车有清单,有装车人和司机签字,接收人按照清单验收,签字。
整个拆迁过程中,20吨载重的大卡车拉了30多车,上千台套。
这场足可以写进中国氯碱发展史的千里大拆迁,终于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为了满足氯碱项目建设需求,我从吉林、本溪等地请过来一大批氯碱工程专家、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举家搬迁,20多户家庭,有的还带上父母,30多人携家带口来营口安家。
除了两位孙工,一批具有氯碱操作经验的骨干,诸如现在营创三征生产总监李洪刚、氯碱车间主任董文虎等都是那时加入三征大家庭的。
为了筹备氯碱项目开车,三征公司从2003年夏天起,着手招聘大学毕业生,这也是三征继氰化钠项目以后,第二次集中招聘大学毕业生,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公司目前各个岗位的核心骨干。
以张佳兴、孙广军、孙玉堂为首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凭着丰富的经验,敢于大胆对原装置中不合理之处操刀手术,创新改进。年产5万吨氯碱的一期工程,从2003年8月开始动工,土建施工、安装调试,再到试车投产仅用七个月。
氯碱一期投产时,有一个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在鞭炮声此起彼伏的欢乐气氛中,镜头扫过尚是满脸胶原蛋白,紧抿着嘴唇,双眼泛着泪光,强忍着哭泣表情的我。此刻,我内心的翻江倒海和此刻宁静的表情有着巨大的反差!
三征,仅用5000万元的投资,创造了世界首例利用二手设备建设氯碱,并一次性自行开车成功的奇迹,各项指标全部达到设计标准!三征,改写了营口市200年来有盐而没有盐化工的历史。
氯碱工程的建设完成,不仅完善了三征以三聚氯氰为核心的系列产品链,改变了氯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也进一步稳固了三征的三聚氯氰市场地位。公司紧接着在2004年投产了氯碱二期装置,在2016年建成投产了氯碱三期1期装置,在2017年又建成投产了氯碱三期的2期装置。
至此,三征用14年时间,仅投资2.6个亿,就建成了年产12万吨氯碱装置,比同行业节省了超过40%的投资,彻底完善了氯碱对三聚氯氰的原材料配套。
我又一次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了可能。
如果三征没有上氯碱,当时最大的供应商四平联化破产了,沈化没有形成供应量,离三征最近的就是葫芦岛方大锦化。液氯远途运输受限于安全问题,从山东运输过来的产品运费要超过每吨500元,三征基本就已经崩盘,更别提发展壮大。
有容乃大
《易经》有云: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能够增益各方的时候,就要涉过大河险阻,勇往无前。风与雷相互助长,相益为用,则气势如虹,威震九霄。
2008年,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奖大会归来后与公司部分高管合影
公元2002年,中国三聚氯氰市场结束了持续八年之久的“春秋战国”时代,由原来的46家剩下8家,三征牌三聚氯氰在全球市场攻势凌厉,与世界最大的三聚氯氰生产商德固赛短兵相接,多次碰撞。也促使三征和德固赛多年维持的礼貌性关注与交流向着进一步对话迈进。
德固赛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三征排斥、打压;另一方面又频频示好,秋波暗送。
我们也很清楚,如果和德固赛的价格战真的打下去,我们占不到便宜,竞争不如竞合。
2002年新年刚过,德固赛大中华区的金发明博士受梅豪森先生委托来到三征,这是一次开启双方真正合资谈判的破冰之旅。
此后,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合资谈判,三征也在最后放弃了已经进入辅导期的上市,选择了与德固赛合资。
当时,德方在谈判中坚持“三个必须”:
德方必须控股65%;德方必须做法人代表;刘至寻必须五年内在合资公司工作,同时继续负责市场营销。
“三个必须”的背后是对我个人来讲两难的选择。
如果答应德方的条件,合资一定能成功。届时,所有的股东都可以拿到一大笔出让股份的现款,绝大多数员工都可以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拿远远高于现在的工资,享受比现在更好的福利。
而对于我个人,却意味着从三征的带头人变成了合资企业的打工仔。2005年是我的本命年,老天爷和我开了这样一个实在是不算小的玩笑。
我需要从公司发展大局的角度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权衡:三征拥有世界最长的以三聚氯氰为核心的上引下联的产业链条,年产三聚氯氰4万多吨,这样的企业不会轻易被竞争对手吃掉。但是,一个年销售额4亿多人民币的中国精细化工企业同一个年销售额1000多亿的跨国集团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何况,德方已经把进军中国三聚氯氰市场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志在必得。如果不与三征合作,德方十有八九也会找国内的竞争对手合作或者独资建厂。
再者,辽宁省委、省政府以及营口市委、市政府领导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对双方的合资合作非常重视,给予很多优惠政策。如果能将世界500强企业、世界最大的特种化学品生产商引进来,对营口市的经济发展,乃至对辽宁省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好处的。
在企业的稳定发展、员工的生活保证,以及对省市经济的贡献面前,个人的得失显得微不足道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思想有多远,你就能够走多远。阻挡企业发展的不是资金、技术、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领导者的格局、胸怀和魄力!
2005年7月20日,我们在营口市各大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今天,营口三征精细化工公司与德国德固赛公司合资项目正式签约。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使产品立于不败之地,该企业与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德国德固赛公司联手成立德固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双方共注资12011万元,目前正式启动运行。据测算,新企业2006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实现增值税1800万元,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两个企业合资联姻,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德固赛集团成为营口市引进的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我成为中方代表,担任合资公司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合资七年,中方的中高层管理者完全接受了德固赛推行的无纸化办公,在管理过程融入信息化,任何管理都要形成体系并进行规范化,做任何决策前都要进行充分论证,环保安全是作为企业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等理念。“三征”用七年的时间完成了脱胎换骨,并实现了营创三征成立后的高起点运行,高标准管理。
没有七年的合资,“三征”不可能熬得过2017年严厉的国家环保督查;没有七年的合资,“三征”不可能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由一家粗放管理的民营企业蜕变成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自由搏击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没有七年合资的熏陶,我也不可能很快完成从一名凭借自身天赋和锐气闯荡商海的毛头小子到一名纵览全局、以大智慧带动企业成长的民营企业家的蜕变。
2012年8月15日,我与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美国E&A投资有限公司同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德固赛因为发展战略调整退出了合资公司。
2012年10月19日,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我持有75%股权,E&A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我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推行循环经济
推行循环经济是从我父亲开始就一直坚持的一个发展思路,我坚定不移地将这一想法落地并发扬光大。
目前,营创三征已经形成含氢尾气再利用循环链,氰化钠生产余热利用循环链,三聚氯氰含盐废水再利用循环链等环环相扣的生态产业链条。
循环链之一:副产氢气—液氨—氰化钠生产
德瑞化工的合成氨装置接收营创三征通过管道运送的含氢尾气,经过变压吸附装置提纯后,用来生产合成氨和高纯氢。合成氨直接出售给营创三征氰化钠产品做原材料,高纯氢对外出售。变压吸附后剩余的不纯氢气又通过燃氢锅炉生产蒸汽供生产系统使用。
循环链之二:三聚氯氰含盐废水—中水装置提炼—氯碱生产用盐
从2007到2012年的五年时间,赢创(营创)三征投资近5000万元,和高等院校合作,进行三聚氯氰含盐废水再利用的研发。
2012年5月31日,项目几经波折,在德国专家中途退出的严峻形势下,营创三征的技术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试车、投产,并达到了设计要求的各项指标。经中水装置对含盐废水处理后,18%的饱和盐水回用到氯碱车间,一方面作为生产用盐,排出的纯净水又供三聚氯氰车间配料使用。
如果没有循环经济思维,没有对中水装置的超前谋划和提前建成,三征可能早已在2017年国家环保部的环保督查中倒下。
循环链之三:副产氢气—燃氢锅炉—生产用蒸汽;氰化钠裂解余热---厂区采暖---溴化锂制冷
在我的亲自推动下,技术人员自行研发设计利用氰化钠装置的裂解余热和副产氢气,用燃氢锅炉替代了原来的燃煤锅炉,不仅可以为车间生产提供蒸汽,而且还可以供16.8万平方米的厂区采暖!仅此一项,每年减少7200余吨标准煤用量,每年减排二氧化碳3200余吨,减排二氧化硫150余吨。
2017年8月,营创三征溴化锂制冷装置正式运行,实现了氰化钠余热夏季制冷的目标。
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采用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将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等整合为一套系统的、具有三征特色的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了企业间关联产业的最有效利用。
走进三征厂区,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巨大横幅上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责任关怀,持续改进”。
任何事物,始终需要自我和他我的平衡。自然界的循环有自身的平衡,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需要平衡,安全与生产需要平衡。
对于循环经济的总结,我认为只有简单的八个字:没有尽头,用到极致!
2014年1月8日,营创三征与荷兰阿克苏诺贝尔公司、荷兰MTSA公司和Nedstack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并获得欧盟FCH—JU计划及中国国家节能资金支持,建设世界首台套2MW质子膜氢燃料电池发电站。按照年工作8000小时计算,每年可提供约16000MW的清洁电力,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也不会形成雾霾颗粒物。
2016年刘至寻在营创三征2MW质子膜燃料电池发电站揭幕仪式上
2016年10月14日,营创三征建设的世界首套2MW质子膜燃料电池发电站项目举行揭幕仪式,荷兰大使馆、欧盟、国际氢能协会、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均派人参加,营创三征向循环经济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2020年以来,营创三征继续推进废水处理工艺研发项目,将公司内所有废水用于循环水系统作补充水,实现循环水系统不结垢、不腐蚀,每年减少新鲜水使用量5万吨。
营创三征利用三聚氯氰废水制次氯酸钠已经实现量产,品质也进一步提升。
展望未来的最好路径就是开辟新的未来。
我会不遗余力地将循环经济发挥到极致,持续承担起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969号),循环经济列入十四五国家规划。
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赋能绿色发展,三征将不遗余力,持续改进。
未雨绸缪 开辟新版图
三征1988年创建地在水源镇黑英台村(现三征有机北厂、辽宁三征化学有限公司厂址),1991年在老边区路南镇新兴村西建南厂(现营创三征和德瑞化工所在地),1999年兼并外贸冷冻厂和外贸仓储公司后,有一段时间将公司总部设在大庆路更新里25号。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营口东北部沿着辽河南岸发展。
但是,这几处均不属于化工园区。随着国家安全环保政策的逐步完善,非在化工园区的新建化工项目已经不再审批,现有企业将陆续随着城市规划搬迁也成为老化工企业的心病。长江沿岸化工企业大搬迁就是例证。
我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一隐患可能在未来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解决办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将营创三征所在地变为化工园区的想法流产,我和领导班子开始考虑如何另辟蹊径。
2006年9月,三征有机在刚刚开发的沿海产业基地购买了10万平方米土地,这是“三征”第一次离开打拼多年的舒适圈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在此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壮大。
2017年4月10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正式挂牌成立,三征新化所在区域划入自贸区,发展侧重点改变后,停止审批新建化工项目。
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沿海产业基地东区冶金化工重装备区,这是营口市区唯一的化工园区。
营口营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航拍图
2017年2月,由我控股的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在冶金化工重装备区购买了15.5万平方米土地,建设营新科技项目。营新科技作为我实施“东进战略”在沿海产业基地东区冶金化工重装备区投资设立的第一家企业,先后吸收了广东美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山东未名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原甲酸酯系列产品和三聚氯氰,公司在2020年年末顺利投产后,目前所有产品均已实现了设计产能,生产经营工作步入正轨。
2017年11月,盛海投资在冶金化工重装备区营新科技项目用地东侧分两次购买22万平方米土地,建设昌成新材项目。
昌成新材于2022年2月27日正式搬入新厂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程质量、人防、防雷、消防等几个部门的联合验收,4月8日逐步开始各项目试生产。新能源产品硫酸乙烯酯、氯磺酰异氰酸酯率先进行试生产,快速达产,较老厂区产能提高近2倍。氯磺酰异氰酸酯产品新增1套5000吨/年的精馏装置,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同时,采用连续蒸发装置进行废水处理,实现了废水及重金属催化剂的循环使用。随后陆续进行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的产品试车。截止09月底,各产品全部达到设计产能,形成了以新能源产品为主导,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产品为辅助的多元化产品结构,为公司持续发展提高有力支撑。
2019年5月,盛海投资在昌成新材东侧购买144259.2平方米土地,建设营口征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征程新科拟投资30429.50万元新建8000吨/年氰乙酸及酯系列产品项目、2000吨/年2-氟-甲基吡唑酸。项目于2022年7月开工,进行项目立项、可研、安评、环评、能评、用电等相关手续,土建施工于2023年4月开始,预计2023年10月项目竣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实现销售收入67238.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11074.83万元。
“三征”顺利完成了根据地转移,不再担心被迫搬迁后的“无家可归”。
“三征”子公司--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厂房一角
三征新化从2007年成立以来至2021年末,经过了10余年的不懈努力,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9.75亿元,利润总额 3.76亿元,上缴税金1.53亿元 ,新产品研发投入 7890万元。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医药、农药、新能源、新材料中间体专业配套生产企业,为昌成新材的组建和晨铭实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将充分利用好现有的10万平方米土地,充分发挥资源和区域优势,继续做好企业转型发展工作。
晨铭实业成立于2021年1月8日,先后投资1000余万元引进国内领先包装物自动化生产设备,拥有无尘化车间1000平方米。2022年9月,晨铭实业不锈钢容器、塑料容器设备经调试全线贯通,10月正式投产运营,现有产品包括:200L不锈钢桶、不锈钢吨罐及各种不锈钢定制产品、1升—200升塑料容器。
晨铭实业未来将立足包装行业,精耕细作,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开发,实现快速、跳跃式发展。
营创三征完成了氯碱和氰化钠对三聚氯氰的产能配套;在盛海投资控股德瑞化工后,完全实现了以副产氢气为源头,合成氨、高纯氢、燃氢锅炉自产蒸汽、氢燃料发电站配套的氢气利用循环链;实现了中水装置为核心的含盐废水利用循环链;形成了以氰化钠生产余热供热及制冷的能源利用循环链。
德瑞化工经过多年探索试验和研发投入,发明了国内首台套利用氯碱装置和氰化钠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氢尾气生产合成氨的专利,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含氢尾气--高纯氢气--合成氨--生产用中压蒸汽的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链,完成了多项氰化和氢化系列新产品的研发,实现了工业产值、销售额及利润的可持续增长。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窗口期,三征底盘稳、心态稳,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化工主业不动摇,坚持创新不动摇,坚持发展循环经济不动摇,在强化三聚氯氰这样的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的同时,加快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的脚步,积极向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拓展。
立足打造以营创三征为旗舰的企业矩阵,坚持产业为本,利用金融为器。引入美联新材和北大未名两家上市公司,昌成新材正在推动上市,借助资本的力量在优势产业上强势崛起,形成更大的产业格局。
正所谓,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来源│市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