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形象地把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函数引入生产系统。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强调“国家专有因素”时，立足点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仅仅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去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西方发达国家率先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科技经济全球化营造出更加紧密且复杂的国家间竞争合作联系。产品的竞争变为创新链之争乃至创新能力和效率之争。有些国家创新成绩斐然，而另一些国家则成绩平平，更多归因于一个运行有效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存在。

系统强调主体的有机融合和内在联系，强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国家创新系统体现的不只是静态的特征，而是一个演化着的学习系统。开放创新是有效学习的前提，学习过程就是开放的过程。全球化固然使知识和技术更易于跨国传播，但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知识的获取能够自动发生，学习过程（接收全球化“知识溢出”）不是自动的，而是一个艰苦地寻找、适应、模仿、掌握要领、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

干中学、用中学，实质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全球化为有准备的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会，但只有通过学习，不断夯实自身的创新基础，才有可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移动，并主动创造、构建、引领全球化对发展的新机遇，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

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即使面临着保护商业秘密、垄断市场、独享竞争优势的需要，开放创新同样重要。获得规模优势或差异化优势是企业提高生产率的常用手段，但加强与供应商和用户的联系，获取有用信息，同样也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通过与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而开展的协同创新，不仅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延展创新的效益，而且也是降低创新风险的一个途径。特别是加强与公共知识生产机构的联系，促进科技知识向企业的转移，激活公共科技资源和能力对企业创新的支撑甚至策动，对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尤为重要。

开放创新是交叉融合的基础。历史上，数学与物理的结合创立了牛顿力学，黎曼几何与物理的结合创立了相对论，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的结合创立了分子生物学，力学与电磁理论的结合创立了电力学，材料科技与电子学的结合创立了半导体技术等等。都说明了学科交叉融合对孕育重大创新的必要性。今天，学科的深入、交叉、融合、会聚使研究开发活动的复杂化程度不断加强，并为创新和人才培养机构的运转和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创新不是孤立产生，几乎所有的创新过程都是社会性的和互动的。从单一技术的开发到应用、从研究机构到企业之间的线性知识流动和反馈回路，已演变成多回路、网络化、交叉性、多机构、互动性的模式。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直至形成市场化产品，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和联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成为了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系统。即使把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过程看作是一个链条，其上下游的协同互动仍是创新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从国家层面看，整体的创新能力不仅依赖于特定机构的表现，而且更依赖于它们作为知识生产和使用系统中要素之间的作用，以及公共政策对其的响应和支持程度。

跨界融合已经成为当下各个创新参与者的行动纲领。随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互联时代，释放创新这一重要动力，迫切需要宏观决策者与微观执行者的系统性协作，首当其冲是创造一个开放创新的环境，以最大限度地清除知识、技术流动的障碍，在效能提升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来源：“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