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起，将推出《百年甬商》专题系列报道。《百年甬商》由宁波市甬商发展研究会出品，被宁波市社科院列为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选取了百年中涌现出来的甬商代表近百位，由专业的采编团队为入编甬商执笔。全书共计四十余万字，全面展现了甬商们的人生经历、创业之路、经营心得和对党的感情。今天，我们将走进大银行家宋汉章的人生故事。

       他是从电报局里走出来的“大银行家”，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金融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和中国太平三大源头之一中国保险创始人；他清操励俗，信义经商，尽瘁中国金融；他淡泊名利，造福桑梓，用热情回馈他所挚爱的事业；他为中国银行工作近50年，以工作时间之长与贡献作用之著，堪称中国银行第一人；他，就是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

       1872年，宋汉章出生于福建莆田。幼年时随父亲回到故乡宁波余姚群立村定居，在那有过一段短暂的私塾学习生活，后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至上海，进入上海中西书院继续深造学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正规的学习生活。中西书院主要招收官吏和富人家的子弟们，为了让这些高阶层的学生们可以接受有别于其他普通阶层的文化思想，书院除了提供传统的讲文、五经、赋诗、尺牍、书法等文化教育内容外，还专门配备了老师负责教授他们英文和西学课程。也就是在中西书院，宋汉章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为他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语言基础。

       毕业后的宋汉章进入到上海电报局工作并任会计一职。工作之余，他还去夜校学习英文等其他课程，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英文水平。工作6年后，斗志昂扬的宋汉章不甘心囿于现世，余生仅从事会计一职，于是他试图谋求新的发展机遇。1895年，宋汉章通过自学考入上海海关，任职期间他对新接触到的银行业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挑灯夜读，自学关于银行的机制和经营模式。

       机会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00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刚刚在上海开业两年多，该行的创办人正是电报局总办大臣盛宣怀。中国通商银行背景深厚，在全国主要城市设有分行，业务盛极一时。时任该行中方经理的陈笙郊因跟宋汉章私下有过几次接触，对他的印象尤为深刻。于是，陈笙郊向宋汉章抛出了“橄榄枝”，邀请宋汉章与他共事，聘请他为“跑楼先生”，主要负责沟通洋大班和中方经理的关系。那一年，25岁的宋汉章就这样正式开始了他与银行的不解之缘。

       因天资过人外加熟悉银行业务，凭着踏实肯干和勤奋学习，宋汉章很快就掌握了外国银行与中国钱庄的经营与管理制度。1906年，他被推荐到大清户部银行在北京设的储蓄部主持业务。到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宋汉章又被委任为上海分行经理，回到了上海。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2年2月，宋汉章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银行系统地位最为显赫的上海分行经理。

       当时正处于外商企图通过操作外汇来瓜分中国市场的局面，宋汉章上任后不畏外商的权势和压力，多次在公开场合与外商银行据理力争，令自己名声大振。1912年—1927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宋汉章的精心运营下，业务发展速度居于全国首位。这主要得益于宋汉章用精湛的业务水平取得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1927年—1928年，中国又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银行全行都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上海分行仍然保持正数盈利，为中国银行全行输入了强大的经济支持力量，实现了扭亏转盈的目标。民国时期乃至北洋时期，中国银行能在国内银行业占据龙头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海分行，宋汉章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华资银行投资保险潮流涌动。银行看好保险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防范所贷放的工商企业的财产风险，减少对外投保的外汇流失，增加收入；二是，银行积累了大量客户资源，同时可利用现成的银行网络，节省了机构设置上的开支。这一时期，有12家华资银行投资设立了保险公司。

       宋汉章及早认清了这一趋势，也力主中国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创建保险公司。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他深感保险的重大意义。中行董事会决定由宋汉章负责筹备中国保险公司。

       经过两三年的筹备，中国保险公司于1931年11月1日在上海开业。总部设在上海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国银行大楼内。外地的经营机构附设在中国银行各分行。59岁的宋汉章以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的身份兼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公司由中国银行全资控股，公司董事全部由中国银行声名显赫的董事兼任。排在董事第一位的是宋子文，他不仅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还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中国保险公司一起步就背景强大，政商两通。开办时注册资本200万银元，是当时银行投资开设的最大的保险公司。按平价购买力计算，大体相当现在的1亿元。

       公司成立之初，主要开展火灾保险业务，在每笔业务确立之前，公司都会进行实地勘探，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但天有不测风云，虽然小心翼翼还是出了重大保险事故。公司成立的当年，颇具风险意识的荣氏家族为其汉口申新四厂投保了火险，结果该厂突遇大火，火势迅猛，损失达200余万银元，为当时最大的火险事故。200万银元可让中国保险公司倾家荡产。如何赔付、中国保险公司能否生存下去成了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

       当时的宋汉章非常坚定地履约赔付，宁波人几百年来信守的信托责任和保险的诚信原则让他没有一丝的动摇。由于宋汉章严格控制了风险，超过承保能力的部分向以英商太阳保险公司为首的保险公司分了保，中国保险公司迅速做出了理赔，使申新四厂得以迅速重建。为此，荣氏家族在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刊登整幅鸣谢。当时，保险公司按行规是不能进行自我广告宣传的，荣氏家族的鸣谢广告为中国保险公司的信誉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保险公司的口碑也使民族保险业整体受惠，许多保险经纪人对华商保险刮目相看，增添了为华商保险公司招徕业务的信心。

       宋汉章一生廉洁奉公，简朴度日。他的住宿环境狭小，出行的第一选择是步行，从不乘坐公司给他配备的公务用车，而是吩咐下属把公务用车用于运送要件。他常身着一身朴素的罩袍布衣，并无其他配饰。如此简朴的形象深入人心，以致于邻里不曾知晓他的身份与地位。因家庭人口增多，总行便出资为他购入一所小洋房，但他坚决不收。即便后来他耐不住旁人的劝说，举家搬迁至小洋房中，他仍未将此房归为私有，而是坚持每月付给总行房租。除却银行的正常薪水外，他从不多拿任何一份不属于他的财产。哪怕因业务需要宴请他人，也从不取公司分文，而是自掏腰包。

       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上海商会会长，身上承载着无数官职和头衔，总会有下属想要讨好他，时不时地给他送些礼品，但宋汉章一律谢绝在门外，不为钱财所惑。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宋汉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公司上下树立廉洁风气。

       功成名就后的宋汉章不忘故乡情，用自己的力量助力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曾倡议中国银行建立余姚办事处、中一信托公司。1947年，宋汉章本人倡办了阳明医院（今余姚市人民医院前身），邀请了蓝彝、郭蔼然等一大批资深医师莅院进行学术交流，并致力于培养优秀医学人才队伍。宋汉章的侄子宋梧生（中国近现代医学家、中国最早的癌症医学专家）担任院长。该院目前已发展成为余姚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全、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综合性医院。此外，宋汉章还出资捐赠了余姚群立村中的群立幼儿园（宋氏小学旧址），他还曾亲自到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可见，宋汉章看重教育事业，心系教育情系家乡。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治体系混乱，经济十分萧条。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最特殊的时期，宋汉章不仅要承受着来自国内经济市场震荡带来的危机压力，还要时刻保持警惕，提防着外商那蠢蠢欲动的妄图从中国市场中分一杯羹的“魔爪”。他在狼前虎后的时代大浪潮中，屡步维艰地把中国金融行业扶持了起来，让其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提高了银行的信誉度，推动了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进程。

       解放前夕，宋汉章被迫前往香港。国民党想让他去台湾，心灰意冷的宋汉章寻机携子从美国转道巴西定居。1963年，宋汉章又辗转回到香港，直至1968年，近乎失聪的宋汉章在那里走完余生，享年97岁。

       宋汉章与近代中国金融业共同度过了近50年的时光，他见证了中国近代金融业的萌芽、发展及壮大的各个历史时期，后人尊称他为“中国银行第一人”“金融界的翘楚”。他积极发扬甬商开拓进取的精神，并一以贯之，运用到他的职业生涯中，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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