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晓雷

遗产一：《科学前哨》

       谁曾想到，1937年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沈诗章、鲁桂珍，特别是鲁桂珍，彻底改变了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的人生轨迹。

       1943年，李约瑟又因缘际会，不远万里前往重庆，亲手创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实，他本来的使命大致是通过做一些公开演讲，鼓舞、激励中国的抗战士气，没想到最终他和该机构对抗战时期中国的科学事业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据统计，仅1943年夏至1944年夏秋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约瑟和合作馆的同事在非日军占领区驱车25000多公里，访问了近300所大学与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了近140篇论文发表在西方刊物。这不啻一次战时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的文化壮举。

       后来，李约瑟把这项事业记录下来，整理为《科学前哨》。他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并非因为合作馆设立在中国，他和同事就可以自认为是科学前哨，而是中、英两国的科学家一起在中国的西部筑成了科学前哨。

       对一般读者而言，对身处西南的中国科学家面临极为困窘的科研条件，以及在困境下不屈不挠地发挥聪明才智进而服务抗战的事迹并不陌生。但是李约瑟还不忘提及中国科学家也在直接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比如位于昆明黑龙潭的北平研究院，不但用全新的方法生产出了用于稳定电台频率的石英压电晶体，而且可以批量生产供应给其他盟国。

       《科学前哨》不仅是一份战时科技交流备忘录，也是一份极具价值的抗战科技史料汇编，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位外国人的视角，真切展现了国难当头时我国科技工作者不屈不挠、为国干城的豪迈气概与大无畏精神。在当前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下，《科学前哨》显得尤为珍贵，同样珍贵的还有他考察途中拍摄的那些照片。

       1946年2月27日，中央研究院在重庆设晚宴送别李约瑟。傅斯年在致辞中借用庄子的话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李约瑟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的心从未远去。由于战时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历，他与中国的科技，特别是其倾注大半生心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再也没有分开。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历，对他筹划《中国科学技术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遗产二：《中国科学技术史》

       《自然》杂志曾对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火药卷）给予了很高评价：“除李约瑟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外，20世纪没有其他作品或学者能如此多地改变人们对过去的成见……（李氏具有的特殊才能）将世界范围内1500年进步历程中积累的琐碎细节缀合成清晰且有说服力的画面。”

       即使把这样的评价扩展到他的整部作品也是合适、恰当的，因为李约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及其团队，在驾驭史料并缀合成可信历史画面的能力着实超凡。

       以机械工程分册为例，该分册是李约瑟在王铃的协助下完成的，譬如谈到中国船磨，他们几乎把在船磨发展史上重要的史料搜索殆尽，同时还能游刃有余地与欧洲的船磨作对比分析。

       搜集史料是一个方面，历史学家还应该剥丝抽茧，从大量零散的史料中找出它们的关联，反映到科技史的研究中，必然涉及到科技交流与传播的问题。如果打算体会一下李约瑟在这方面的功力和风采，机械工程分册中“基本机械原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中国古代的脚踏缫丝车，许多科技史专家都会关注到这一机械，但唯有李约瑟指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由一种原动力提供两种独立且相关运动的机械。显然李约瑟是说脚踏机构作为动力驱动了丝軖的旋转运动和送丝杆的往复运动，这两种运动相互独立又前后关联。对脚踏缫丝车的这种定位，既有见地又非常独到，而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有关技术发明优先权的问题，李约瑟有一个精彩的论断。他认为，倘若两种近似的技术发明出现在两地，时间相隔又很近，那么时间差越小，各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就越大；若时间差越大，年代居后者越有必要提出足够强的证据以证明其独立发明，否则便认为是年代早者传播的结果。这种论述完全可以作为历史上技术传播的法则或定律看待，极具说服力。

       李约瑟没有孤立地看待中国的科技文明，而是将之融入全球视野的范围内考察。他有一个极好的比喻，叫“朝宗于海”，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像其他文明的科学技术一样，汇入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汪洋大海中。在这个意义上，他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成见，像一座桥一样沟通了中西文化。

       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史》本身也是跨文化合作的产物。前文所述抗战期间李约瑟认识的大批中国友人，均不同程度地为李约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几位已经在分册的扉页上予以了致谢。更不用说在李约瑟最重要的七位协助者中，有四位华人，他们分别是鲁桂珍、王铃、何丙郁、钱存训。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科技史界的经典之作，其史料之宏富、史论之高远、史识之独到，必将启迪和激励大批的后来者。

遗产三：李约瑟难题

       1964年，李约瑟在论文《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完整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两个不同的问法，一个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另一个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这是一个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问题，自提出至今，至少有数以千计的论著尝试回应或认真对待过它。一些学者还围绕该问题本身是否可算得上是一个问题，展开了若干讨论。

       无论如何，它是科学史领域一个罕见的极富启发性的问题，特别由于它与科学史中一个永不褪色的核心话题“科学革命”纠缠在一起，再加上学界对非欧洲地区科学文明演进道路的关注，愈发增加了它的热度和价值。

       就像库恩的范式理论一样，任何分析近代科学革命历程的学者，特别是关注16~17世纪时段的，总会在范式理论的框架中受益。类似的，任何留意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历程的人，都能在“李约瑟难题”的启迪下获取有价值的思索。

       李约瑟难题从本质上看，是科学发展普适性与社会发展复杂性两者矛盾的产物，表面上追问历史，实际上观照当下、映照未来，已经超越科技史界，具有普世的全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