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亦元

2013 年初夏的一天，曾在我80岁时为我撰写过传记的东北农业大学校党委宣传部石岩同志带着工作小组来到我的家中，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并向我展示了已经充分策划完成的工作流程。在粗略地浏览了他们提供的相关材料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婉拒。

在我看来，下大气力推进这样的工程，必然会有力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回望自己的一生，真心觉得贡献不惊、不足备采。但工作小组坚持认为，学科门类特点使然，不能相互比附，农业机械和工程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尚浅，且我可算是新中国农机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应该接受此邀。于是，经过考虑后，我决定协助他们做好这项工作，用毕生留存的资料和体悟，助力国家充实这段发展历程。

我平时倒是注意资料积累，但缺乏整理分类。趁这次机会，工作人员对我的资料来了一次“大搜索”。他们把我尘封多年的自学笔记、佳作阅读笔记、设计草图、论文、著作、照片、证件、图纸、聘书、信件等悉数收集，甚至连我在科研工作高峰时期二十余年的日记也难“幸免”，并对我的这些材料进行了高标准的扫描备份。

石岩同志一向工作认真高效，我们彼此非常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每每说到兴奋之处，我们一起情绪激越，谈及感伤时，又共同泪落。即便如此，她仍要在采访前对拟了解的问题写出详细的提纲，事后又及时整理成文字材料返给我审阅。她的专业毕竟不是技术专家，有些不当之处，我们也能很好地协商解决。她的办公室置满了我的学术成长资料，几成洋洋大观。再加上以她为代表的工作小组成员总是要把工作做到极致，因此常常忙得夜以继日。

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深入，我越发觉得如果仅在传记中叙述一些个人经历并非我的本意，我更想把这些年来在教学和科研历程中的经验与体会分享给读者。于是开始尝试加入很多专业方面的素材，包括一些结构图、数据图、试验照片、计算公式等，这使得文科专业出身的石岩压力倍增。到后来，石岩的身体出现问题，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但是传记工作拖不得，思来想去，决定由我的秘书孙伟接手剩下的工作。孙伟在我身边工作了十余年，平时经常为我画图、打字、整理课题材料，他对我的科研经历和想法自然是最熟悉不过的，也成为为我完成后续工作的最佳人选。他不但工作细致，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不仅能够将我的科研经历尽量表达得浅显易懂，还对全书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很多改进建议。后来，中国工程院工作人员来看望我，并报请学校领导同意，让孙伟推掉其他工作，专心为我整理传记。得益于各方的支持，孙伟得以全身心投入传记的后续工作中。

我自认为不是一个科学领军人物，没有主持过咨询项目，是个“不称职”的院士。这本传记也就只能将多年从事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中一些实际发生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心得与遗憾，如实地奉献给读者。

我所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并不多，包括虽不是我亲自指导但由我特意邀请来听我授课的研究生在内，有几位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赵匀教授发明了新型高速前插旋转式插秧机、国际首创的后插旋转式插秧机和宽窄行插秧机，应义斌教授发明了水果品质在线同步检测与智能化分级技术装备，他们分别在2007 年和2008 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我们师生三人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农业装备领域唯有的三个发明奖二等奖，也是迄今的最高奖。又如，张瑞红以其发现加速发酵的细菌，创造出厌氧分级干式发酵系统，利用多种废物产生沼气用于发电，获得美国国家环保成就奖；潘忠礼以其新红外加热干燥技术等成就，获得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孙秀芝以其在基于生物质的聚合物与合成物领域的卓越成就，出版了该方面的首部专著，并被美国农业部委任为生物质产品与生物质能源创新性研究项目制定组组长。

学生们能取得这些成就，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与智慧的结果，但学生们常常会谈及我的培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之大，这让我深感骄傲与自豪。回想起来，我在培养研究生方面的确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培养学生的特点是：主要传授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创新性思维，专业课的具体内容讲得很少，交由他们完全自学解决。我会运用孙子兵法、老子的辩证思维、古诗词的创作、对音乐艺术的欣赏，结合农业机械机型的演变过程来讲授创造性思维的方法，并且结合大量实例进行比照。我侧重于去探索发明者灵感的出现过程，锻炼学生们的预见能力和创新能力。关于这些内容，在本书中皆有叙述。

我一生投放于科研上的精力较多，除了平台式（键式）逐秸器、水田筑埂机、亚麻子清选机械及整个车间机械化、农用风机特性等的研究外，最主要的有三项：一是世界公认难题“割前摘脱联收机”的研制；二是否定了应用与教授了数十年的相似理论中的一个理论；三是高寒地区“乳牛散放饲养机械化”的探索。在本书中，用了较大篇幅描写这些科研经历。

回望一生经历，我由衷地体会到，搞创新性研究，既要做好经过多年奋斗而未获最终成果的思想准备，又要做好牺牲个人利益的思想准备，正如王选院士的名言：从科研成果到形成产品、产业，要冒九死一生的风险。浙江屠炳录师傅发明的首代割前摘脱样机很有希望，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投入了30 万元，结果却因堵塞难题无法解决而作罢，其本人不得已卖掉了房产。天同公司的热心企业家胡建良甚至曾对我说：“这一次如再不成，我就跳楼！”可见搞创新研究的压力有多大。至于我自己的牺牲，则主要有二。一是，与我同行的爱妻罗佩珍，她业务能力很强，退休后参与我的项目的研究，工作热情很高。无论是研究、设计绘图和资料整理还是对课题组成员的生活安排，都得到合作单位和组内的一致好评。她对科研工作的贡献极大，但拒绝褒奖和论文的署名。就在准备课题鉴定答辩会时，她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而离开了人世。二是，我患萎缩性胃炎多年，日益严重，医生早就提醒我，再不切除，必癌变无疑，但我一直因为设计或田间试验紧张而拖延了下来。在爱妻逝世的两年后，终遭罹患胃癌的厄运。幸而后期经过耗时三个年头的化疗后未曾复发。

最后，关于怎样做好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我再赘言几句，并以此继续与后生共勉：“勤于思践，勇于胜利；虚实兼筹，贵在奇正；慎于抉择，韧于成败。”

本文摘编自《农机巨擘：蒋亦元传》（石岩 孙伟 著），为蒋亦元院士的的自序，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