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西方的博物学家还在中华大地上贪婪地攫取资源，华夏子孙仍然生活在战火之中，朝不保夕。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意识到，这片土地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只有了解她，才能更好地保护她。他勘探地质，观测气象、每天的阴晴雨雪、长年累月的气候变化，70多年如一日，从未懈怠。他不仅关注脚下的土地、头顶的天空，还热心培养代表未来希望的莘莘学子。凭借惊人的热情和毅力，他成为地质学与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也是万千学子心目中的好老师、好校长。他就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技术的奠基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物候观测网的组织者——竺可桢。

在美留学的中国梦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生于浙江绍兴。他的祖上多靠种田为生，父亲从青年时期开始在东关镇开设米行，母亲也来自农村，因此一年中气候条件的好坏、农村的自然环境，给幼年的竺可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5年，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中学中学部学习。他的中学时代恰逢中国社会酝酿大变动的时期——革命派论战立宪派，秋瑾被害，学生为反对封建奴化、反对外国教士而集体退学……在这几年里，竺可桢参加了绍兴旅沪同乡会的集会，也听过热心于教育事业的蔡元培与热心于传播科学知识的杜亚泉的讲演，因而逐渐树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江浙绅商为抵制英国掠夺苏杭甬铁路主权而斗争之时，竺可桢离开上海澄衷中学，考取了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预科土木工程专业。而此时，国与家的处境都越来越艰难。

1908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将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此时的竺可桢“最热烈的希望是要出洋到欧美”。多年后，竺可桢回忆道：“这个动机，在当时我自己以为是要学好技术为国家、社会服务。”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中美庚款留学生。同年秋天，他剪掉辫子，登上了去往美国的“中国号”轮船。

到美国后，他想到幼时家乡的情况，认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于是选择了农学方向，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农学院学习。但是，他很快发现美国的农业制度与中国的完全不同，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在中国无法应用，而且当时美国农科的学术水平也很低，于是竺可桢逐渐对农学课程失去了兴趣。大学毕业后，竺可桢计划改学理科，并选择了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学。那时气象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美国高校中隶属于地质学与地理学系，还没有专门设立相关的教育机构，美国只有哈佛大学的研究院开设了气象学课程。1913年，竺可桢进入哈佛大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但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影响了美国的地理学研究。这时起源于德国的近代地理学已传入美国20 多年，而由于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地理学范畴已经在变革之中，焦点逐步转向社会科学，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地理学和地质学在传统上的结合也逐步松散。

竺可桢虽然在哈佛大学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是他选修的课程并不限于气象学。他还学习了历史地质学、冰川沉积学、地震学、区域地理等有关课程。1916年，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科学史课程。竺可桢旁听了这门课程，并接受了萨顿的科学史思想：在人类活动越来越专业化的形势下，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史是唯一能确切反映人类进步的历史。广泛的知识背景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为竺可桢构建地学综合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科学救国”逐渐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口号。此时出国的留学生所选科目大多以理工农医为主，其中又以工程技术居多。这个时期的美国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并把科学看作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留美学生受此风气感染，把发展科学视为国家崛起的关键。竺可桢留美期间，“科学救国”开始由一种观念转变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其中的推动者，正是包括竺可桢在内的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国外期间即以“科学救国”为宗旨创办学术团体和科学期刊。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杨铨等提议组织一个科学社，并创办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不久，科学社及其刊物就随其创办人一同转到哈佛大学。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成为“中国科学社”的第一批成员，并积极参与社务活动。他在《科学》第2卷第2期发表了文章，自此成为《科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先后撰写了《近代科学与发明》《科学研究的精神》等文章，促进了民众科学观念和“科学救国”意识的深化。竺可桢也是中国科学社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16年在中国科学社首次年会上当选为理事，1923年再次当选，以后几乎届届当选，并于1927～1930年担任社长。由留美学生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及其刊物《科学》，使“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有了相对固定的阵地和代表人物，并最终促使“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归国建立中国地学

1918年竺可桢留学归国，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竺可桢在博物部讲授地理课，并为原数学物理部毕业班教授天文气象学。此时学校使用的气象学教材还是传统的《观象台实用气象学》，竺可桢有意改进教学内容，把新的学术思想传授给学生。当时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多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竺可桢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推行新式教学内容时遇到很大的阻力。

1920年，竺可桢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着手建立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地理学在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是否应该照搬西方的体系，是竺可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中国时，学科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因此在学科建设上留给了中国学者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他首先开设了地质学、地文学（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等课程。他到任的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并进行了科系调整。科系调整初期在理科曾设有地理学系，但竺可桢认为地理学系的范围过于狭窄，于是改为地学系，并尝试将相关学科融合进来。

竺可桢在创建地学系时有意促成地质学、地理学和气象学的融合。地学系早期即以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和古生物学为主要内容，后来分为地质矿物门和地理气象门。所谓“门”，就是在系之下所分的专业。这是中国最早在地学系中分设的专业，气象学也作为地学的重要内容被列入高等教育中。在地学教育中，竺可桢十分重视地学知识的综合训练。地学系虽然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设置了地质矿物和地理气象两个专业，但是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包括地质、地理和气象学科的基础知识。野外实习往往也是地理学与地质学的教学同时进行，竺可桢还亲自开设了“地学通论”课程。

“地学通论”课程是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各系学生第一学年的共同必修科目。竺可桢试图通过这门课程，将近代地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介绍给学生。地学涉及范围广，而且当时近代地质学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气象学也有专门的课程，唯有地理学涵盖知识面广而又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因此竺可桢首先把重点放在对地理学学科分类的介绍上。他最初的讲义定名为“地学通论”。竺可桢在编撰教科书《地学通论》时，把重点放在阐述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上。《地学通论》中强调了近代地理学研究中人文地理研究的倾向，竺可桢在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形成及演变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分析它们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由于《地学通论》侧重于介绍新的理论，所以内容并不系统，书中所举的实例也以西方的自然地理现象为主，但是竺可桢在实际教学中介绍了中国的自然地理状况。

1927年，应蔡元培等的邀请，竺可桢出任中央研究院观象台筹备处常务筹备员。从那时起至1946年，他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筹备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等，一路披荆斩棘，为现代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立以前，我国的现代气象学深深地打上了旧中国和半殖民地的烙印。为了建成中国自己的气象学研究所，竺可桢仅就气象基地的建设规划就奔走了整整一年，凡牵扯到布局要求，他都亲自过问。基地建成后，尽管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经营惨淡，但竺可桢坚持了下来，他亲自进行野外实地考察，在各地气象台开展物候观测、日射观测、空中电气观测等，还开展了地震的记录工作。当时中国的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外国人越俎代庖，对方还扬言中国人不可能从事这项工作。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中央研究院观象台打破垄断，将天气播报权夺回自己手中。

面对政治动荡、边境危机、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局面，他希望通过地理学工作，为内忧外患不断的祖国做些事情。1921年，他在《科学》和《史地学报》等上发表了《吾国地理家之责任》，其中写道：“欧美日本以迄印度，其对于国内耕地、草地、森林多寡之分配，均有详细之调查，而我国各省则独付阙如。间或有之，则得自古籍之载记，略焉不详。”他指出，中国地学家应该“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并“鼓吹社会，使人人知有测量调查之必要”。文章在列举历史上各国对地理形势、资源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及其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后指出：“外国人到中国来办科学事业，从学术上讲我们应当欢迎，但是从国体上着想，从民族光荣上着想，我们是不是能永久容忍这种越俎代庖的办法呢？近年以来，日人深入腹地，随处摄影制图，其用心叵测，言之尤足寒心。”1933年，他与翁文灏、张其昀三人联名发出“中国地理学会发起旨趣书”，号召地理学界同人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地理学会。竺可桢成为9名理事之一。

抗战时期的好校长

1936年，气象所的工作稳步开展，竺可桢开始兼任浙江大学校长。接任的第一年，竺可桢对教授阵容、教学管理、学系设置等采取了重要的兴革措施，使浙江大学从动乱不安转向正常健康发展。

1936年，竺可桢（前排左三）与贵州浙江大学校友的合影

作为校长，竺可桢特别爱惜人才。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想方设法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愿意来浙江大学任教。谈家桢1937年从美国归国，竺可桢立刻前去聘请。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从德国回来，他知道后也立刻去聘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新教员的欢迎会全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竺可桢爱才，所以他很重视这些仪式。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教授也都是这样请来的。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匆忙迁到重庆，浙江大学成了无人照顾的“孤儿”。浙江大学只好把一年级新生放到天目山暂避。杭州沦陷后，学校只得继续向西搬迁。搬家时，竺可桢是最忙的，因为样样事都要找他，如搬迁、教学、经费等，都要他去烦心考虑。一路颠沛流离，学校“走”了那么多的地方，可是一件仪器都没有损坏。

学校西迁到江西吉安，路上不断受到敌机轰炸，只能继续前进，搬到了赣江上游的泰和。到了泰和以后，竺可桢得知江水经常泛滥为患，给江西的老百姓带来无尽的苦楚，就命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最后在赣江岸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制服”。泰和的条件非常差，医疗条件也特别差，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竺可桢不得不一边照顾夫人一边上课、招生，完成学校的任务。

在泰和待了没多久，浙江大学又不得不迁往广西宜山，随后继续西进至贵州遵义。虽然抗战年间从沿海迁往内地的学校有许多，但是像浙江大学这样四迁的学校却很少。一路上，竺可桢全心爱护浙江大学、团结师生，让浙江大学的教学、科研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即使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竺可桢仍然没有忘记野外考察工作。1941年10月，他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做了“抗战建国与地理”主题演讲，再次提出应该调查自然资源：“现今战争虽未结束，但科学工作人员不能不预作通盘打算与缜密之观察……重工业的建立，在矿产、农产与其他物产已做详细调查之后，即须慎择设厂位置，研究钢铁厂、机器厂、基本化学工厂、水泥厂等位置之分配。凡此种种，与各地之交通、人口、物质及环境息息相关，而均为地理上之重要问题也。”

在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担任校长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可谓厥功至伟。他被公认为“浙江大学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典范”“浙江大学的灵魂”。校训“求是”即由他提出，校歌亦是他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作词、音乐家应尚能谱曲做成。

新中国的地理学建设

1949年，蒋介石撤离上海，派蒋经国到上海去请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同去台湾，竺可桢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1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新的时代为竺可桢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提供了机遇。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地学、生物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

1950年，在重组中国科学院院内研究机构时，部分人员对地理科学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并反对在院内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直到1953年，中国科学院在制定发展规划、分析各学科已有的基础时，仍有学者怀疑地理学的学术价值，认为地理方面只能做一般的调查工作。1956年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地理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的问题仍然引起了争论。

面对来自学术界内部的各种置疑，地理学家不得不一再申述地理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地理学野外考察、绘制地图等观测技能，可以对未知地域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分类，并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特点，正符合中国科学院“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配合”的方向。它成为地理学家强调在中国科学院建立研究所的重要依据。

竺可桢是支持建立地理学研究机构的。他认为，中国科学院在“地质方面有个地质所，地质所的重点在找矿……是为工业服务的”。他说，“地理所也是地学方面的一个所，这个所不是直接搞农业，但应该为农业做工作。所以一个为工，一个为农，地学部分要有这样两个所”。为了支持地理所的建设，竺可桢亲自担任了地理所筹备处主任，与所里的学者共同讨论制定研究方向。在地理所筹备委员会会议上，他强调：“过去中央研究院未设地理研究所，除国民党反动统治障碍外，主要由于地理工作本身的缺憾。只有地理学者努力做出成绩，才能受到社会的重视。地理所现在还处于筹备阶段，将来能否正式建所还要靠工作人员的努力。”他认为过去“地理工作者缺乏实际工作的表现”，今后的地理学“在经建工作中，调查经济，发展经济……有许多工作要做”。经过竺可桢和地理学者的努力，到1959年，地理所由建所初期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海洋和大地测量4个组，发展成为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地图、经济地理、外国地理和历史地理8个组。

“大跃进”期间，地理学机构迅速增多。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分院在南京、广州、兰州、西安、长春、石家庄、开封、上海等地建立了地理学机构；高等院校的地理系（科）也增加到了50多个。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整顿与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学院在全国各地的地理学研究机构共有9个—地理所（北京）、南京地理所、广州地理所、东北地理所（长春）、华北地理所（石家庄）、地理所西南地理研究室、冰川冻土沙漠所、广州地理所河南分所（郑州）、新疆地质地理所（乌鲁木齐）。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地理学机构的合理布局。

对于这些机构，竺可桢认为其分工的原则应当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考虑地区特点和已有的基础，突出重点加以安排。按照他的设想，地理所要全面综合发展，并以区划、图集及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南京地理所以农业地理和湖泊研究为主要方向；广州地理所以热带和南方山区研究为主；东北地理所以沼泽、半干旱地区研究为主；华北地理所以华北平原和山地利用与水土保持为主；地理所西南地理研究室以西南山地高原的调查利用及喀斯特地貌为主要研究方向；冰川冻土沙漠所以冰川、冻土、沙漠的改造利用及西北干旱区水文为主要研究方向；广州地理所河南分所以河南的自然改造和农业资源的利用为主要方向；新疆地质地理所以新疆自然改造和水资源利用为主要方向。

环境治理先驱

竺可桢在紧张的科学领导和组织工作之余，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野外考察，几次到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考察黄河的灾害情况及黄河两岸的水土流失情况。他记录下黄土高原地区人为滥垦滥伐对大自然平衡的破坏，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95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治沙队，竺可桢亲自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治沙组组长。虽然不能亲自到野外工作，但他一直关心治沙工作的进展。一方面，他参加治沙队的各种计划、总结、汇报会议；另一方面，他注意收集世界各国治理和改造沙区的情况，向国内学者介绍国外的经验。他还多次撰写科普文章，介绍沙漠的情况和中外治沙的经验教训。

治沙队的任务是协助各地区进行治沙规划，并负责解决治沙工作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由地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组成的考察队为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提供了条件，从而为沙漠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中国科学院也在考察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沙漠研究所。尽管沙漠化问题至今没得到根本解决，但正是有关任务带动了沙漠学研究，并使之成为新中国较少的、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之一。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沙漠学研究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1956年在讨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苏联专家提出应该注意冰川问题，并强调这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冰川研究并没有被作为重点研究领域纳入《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20世纪50年代，在科学研究基础十分薄弱的中国，冰川学还是一个空白领域。竺可桢十分重视冰川研究及其社会经济价值。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西北地区增加水源的办法是调查山区积雪面积的厚度，并加以人工融化；50年代末期，他在视察工作时多次强调，一定要使西部地区的冰雪为人民所用。

为了掌握西部冰川的基本情况、积累科学资料、解决西北地区的干旱问题，1958年，中国科学院计划用3 年时间进行祁连山冰川考察，了解开发高山冰川水源的可能性。此时，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需要灌溉的农田面积大大增加，解决西北地区农业用水的问题迫在眉睫。当地政府提出，希望考察队能用半年的时间查清祁连山冰川资源的分布和数量，为以后大规模开展融化冰雪、增加河西灌溉水源创造条件。为了保证顺利完成任务，在竺可桢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

考察队的任务是基本摸清祁连山冰川资源的分布、积累科学资料，并试验人工加强冰川融化，以增加农田灌溉水量的可能性。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虽然从规模上还不能算作中国科学院的大型考察队，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考察队调查了祁连山各大山脉现代冰川的分布、储水量、形成条件和形态类型，观测了冰川积累与消融现象、冰川与河流的补给关系，探讨了人工促进冰雪消融的可能性。野外工作结束后，考察队完成并出版了43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冰川学专著。

通过这次考察，也建立起一支由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和测绘等学科人员组成的冰川研究队伍。196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成立，研究人员一度达到200人左右，为冰川研究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契机，中国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对西部10多个山区的现代冰川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收集编印冰川资料，建立起实验室，促进了冰川学的发展。

竺可桢还特别关注西藏地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就提议“组织蒙藏探险团”。他认为，“蒙藏幅员辽阔，为国藩篱。然其风土真相，非能朗印于国民脑海，遂生三种结果：种族界限隔阂；移民实边不行；边地空虚，启外人窥伺。倘缘是而有失，则国运阻丧，莫此为甚”。并进一步指出，“英俄日窥我蒙藏，探险之士，前后相望。夫以我国之土，彼却不惮险阻，卒能揭其真相以去。而我以主人翁之资格，反茫然无所知，宁非奇耻”。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作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专门派地理学家徐近之（1908—1981）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由100多名成员构成的考察队，再次进藏。考察队计划对青藏地区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但是，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全国经济困难，中国科学院已无力继续支持青藏考察，这项工作于1962年被迫停止。在制定十年规划时，“西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再次被列入规划，并且成为综合考察三大中心任务之一。然而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院一时无力组织进藏考察。竺可桢积极主张开展青藏考察工作，他在1964年的日记中曾经写道：“使西藏一隅长留为空白总非国家之福。”在竺可桢的组织领导下，1964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与地质所、地理所、地球物理所、冰川冻土所的有关负责人员共同商讨了进藏考察的问题。会后，竺可桢专门向院党组提交报告，建议中国科学院从1965年开始组织小型考察队进藏，并请求国家科委把这项工作列为重点项目，请国务院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军区给予支持。

随后，中国科学院组建了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考察队分三个阶段（1973～1980年、1981～1983年和1988～1990年）先后对高原主体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

中国科技史研究

1914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9位中国留学生商议筹办《科学》期刊，向大洋彼岸的国人吹响了提倡科学的号角。次年1月，《科学》创刊号在上海发行。期刊文章分为科学通论、各科知识、科学史与科学家、科教事业发展、科学新闻及知识小品6类。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竺可桢积极响应，并成为《科学》的编辑。在1916～1927年的11年间，《科学》期刊共收入了他的科学论文和译文31篇。

竺可桢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刊载于《科学》第2卷第5期。文章考证了“测雨器”的发祥地，纠正了《气候学器械沿革史》中认为测雨器是西方人所为的错误。1916年，他还在《科学》上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1919年，也就是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撰写的中国最早的航空史著作《空中航空之历史》《阴阳历优劣异同论》《气象学发达之历史》，都刊登在《科学》的第4卷上。1926 年6月，竺可桢的《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在《科学》上发表，全面论述了宋代伟大科学家沈括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地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大讨论。竺可桢认识到，中国人所谓的科学通常指西方近代科学，研究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就能解答中国有无科学的疑问。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各处演讲，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开头，他说：“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都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三百来年的事。意大利的伽利略可称为近代科学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启同时候的人。在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随后，他又分析了近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他指出，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们的双手。伽利略为了追求真理，认识大自然，不怕被指责为“异端妖妄”，大胆挑战亚里士多德学说；他的自由落体实验举世闻名，所用的工具除了一小一大的两个球以外，就是一双手。正是凭着这种科学精神，西方的近代科学才开始发达起来。“中国要讲富强，要发展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展实验科学。”竺可桢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和“摩托救国”“飞机救国”的口号，认为“我们固然应当提倡科学的应用方面，但更不能忘却科学研究的精神”。

浙江大学西迁后，竺可桢撰写了极为出色的科学史论著《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古代天文学中，都将黄赤道附近的星空区分为二十八宿，组成一个系统。自1840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二十八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或中亚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竺可桢的论文发表以前，这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竺可桢代表中国人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震动世界科学史界。他从二十八宿以角宿为首、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四陆所占度数又各不相等，以及古书中记载的毕风箕雨等一系列事实，详尽地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虽然他定的时间过早（后来做了修正），但文章取材丰富，论证精详，至今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首屈一指的作品。此后，竺可桢多次修订论文稿。在最后一次修订时，他将钱宝琮的不同结论收入文中，并将论文更名为“二十八宿的起源”。其英文版（薄树人翻译）被收入《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论文集》，于1956年9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

1944年10月，李约瑟应竺可桢邀请来华，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浙江大学师生座谈交流。他仔细听取了竺可桢的“二十八宿之起源”和钱宝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等科学史专题演讲。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至40多年后，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邵逸夫科学馆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宣读李约瑟致辞，特别提到浙江大学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何教授还在浙江省领导的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钱宝琮、王琎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来华访问有八次之多，与竺可桢的交谊越加深厚。竺可桢是他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大的支持者，而李约瑟的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在李约瑟的有效协助下，1956年，以竺可桢副院长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功地出席了同年9月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使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开始走向世界。竺可桢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演讲时高度赞扬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贡献，说“他放弃了本人已经很有成就的本行科学，单枪匹马地来进行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他热心钻研我国科学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创立，更是离不开竺可桢的坚持和奔走。

1961年，竺可桢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10月19日，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在伦敦天文馆联合组织欢迎会。会上，李约瑟讲演“古典中国的天文学”。结束前，他用不太标准的汉语，由衷地表达了他与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厚友情：“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我们也祝愿中国为了和平和人类利益的国际科学合作万岁！”

1974年2月7日，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竺可桢一生“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坚持求真、求善、求美。无论是在早期求学阶段，还是在留学归国后忙于教书、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学工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时期，他崇高的科学理想、求实的科学态度及一心为中国科学事业奋斗的爱国精神，始终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