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会员制度为核心构筑科技人才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强调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中国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组织，在科技人才的发现、培养、举荐、评价、奖励等各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其中的关键抓手就是会员制度，会员制度是构筑科技人才共同体的基石。

       第一，会员是一个科技组织的核心和灵魂，是科技组织实现组织章程目的、发挥科技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能量来源。科技组织的组织架构、活动安排都是围绕着助力会员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活跃会员活动、发挥科技人才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而设置的。

       第二，会员的职业成长和治理能力发挥也离不开科技社团的精准培养机制和层级分明的会员组织机制。科技组织是会员获得职业认同感的泉源，是会员在工作和学习单位之外的第二职业家园，科技组织能够为会员提供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发达国家的科技组织尤其注重培养会员参与社会治理、与大众、社会和政府决策者良好沟通的能力，发挥科技智库作用的能力，科技人才同时也将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

       第三，科技组织应当成为串联科技工作者、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科学技术已经全方位渗透进现代社会生活和治理格局之中，因此，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社团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治理职责和功能。科技工作者应当具备与公众、媒体和政府展开良好沟通的能力，科技组织应当提供相关的会员培训项目，并积极拓展与学校、媒体和政府部门的伙伴关系网络，为会员与社会的互动提供渠道和网络。

       第四，科技组织是实现科技外交的重要渠道，科技外交依赖于科学语言，能够跨越政治、文化和国家的边界，重构国际信任体系。科学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外交利用科学的声誉、网络和整个科学领域来改善国际关系。当官方渠道受到限制时，它可以恢复信任和建立信誉，同时有助于巩固现有的伙伴关系和增进对国际关系的相互理解。科学外交能够实现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建设性对话，因为它依赖于通用的科学语言，并以学术价值和标准为指导。科学外交还支持世界各地受到压制和侵犯人权的科学家。另一个方面是利用科学专门知识来克服全球挑战和严重危机。 

       二、深度服务人才发展改革的具体建议

       科技组织为了实现以上职能和目的，会员服务应当具备精准化、高颗粒度、全覆盖性和全体系化的重要特征。基于与国外一流科技组织会员制度的比较分析，科技组织应该从完善会员制度入手，深度服务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1.打造“梯度”会员模式，丰富会员服务的层次结构

       从会员入会到会员服务供给再到组织会员参与政策咨询和社会科技治理，需要科技组织的会员制度从入会、服务供给、人才组织等方面建立完善的会员制度和服务、组织机制。从会员入会来看，美国的科技组织由于注重吸引各个层次的科技人才，包括发展在校大学生会员和青年研究者，因此，以IEEE、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化学学会为代表的美国的科技组织通常发展出“梯度”完善的多层次的会员结构，实现会员制度覆盖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科研人才。如IEEE的会员类型就包括学生会员、准会员、副会员、一般会员、高级会员、会士、终身会员、荣誉会员等。细化程度高的会员层级机构能够确保会员服务针对不同的人群保持精准对标和高颗粒度，同时实现对科技人才的高覆盖率和全体系化服务。多层级的梯度会员模式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入会门槛。

       大多数美国的科技组织都首先通过梯度划分将个人会员区分为学生会员与普通会员。一般情况下，科技组织都会以充满诚意的折扣价格为学生会员提供充分的包括获得数据库访问、出版物订阅等的服务性权利，但是学生会员一般并不具备投票权、在协会任职等的权利。由于一些科技组织的学生会员资格要求仅需要高中毕业的学历，因此对学生会员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科技组织再通过健全的职业晋升机制，为学生会员开辟会员资格不断提升的通道，与个人职业生涯同步进行，做到会员服务覆盖个人职业生涯整个“生命周期”的理念。

       普通会员模式下，可以依据会员个人会费缴纳选择、科技组织荣誉表彰来进行梯度划分。首先，因基于会员个人选择导致每年会费缴纳数额不同时，科技组织一般将其分为普通、银级、金级、白金级等类型。这种类型的区分并不会导致会员基本权利义务的差异性，仅仅是在会员获得的服务性权利中细微差异才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科学促进会下基于会费多少而导致的不同等级会员区别仅在于每年获得的协会期刊数量不同、访问的数据库范围不同、获得的纪念品不同等。这种规定十分合理，会员出资多少并不意味着其能力、专业素养的高低，因此当然不能据此给予高消费会员更多的基本权利。如果从科技组织的角度出发，规定不同等级的会员费用，既能满足不同会员的不同知识需求，还能体现为知识付费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实现为科技组织创收的目的。会费、会议费等作为科技组织经费来源之一，自然有设置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有学者对单纯建立在会费缴纳基础上的会员吸纳模式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提出质疑，在会费模式之外，针对更高级别的会员资格纳入选拔机制，以专业成就定会员等级，会员规模与质量并重，是可行的会员制度选择。

       从各个组织吸纳会员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以个人会员为主，而机构会员（institutional member）一般仅仅是通过付费而获得特定的数据库服务、杂志服务等。这种机构会员模式实际与我国科协两级学会中的“团体会员”模式并不相同。从实践经验来看，海量吸纳“团体会员”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突出，一方面两级学会无法为成为团体会员的个人提供专项服务，从而使得团体会员成为空衔虚名，另一方面团体会员实际也无法从两级学会中获得充分的鼓励与帮助。

       对比之下，欧洲的科技组织采取了明显区别于美国的“精英”式发展路径。由于英国皇家学会、德国科学院很大一部分的职责定位是承担政府之外的社会治理功能，对内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对外代表本国科学界参与科技外交，所研究的欧洲科技组织的会员规模明显小于IEEE、美国科学促进会、化学学会等，且会员有严格的提名与选拔程序，一般只吸纳相关领域具备一定学术成就的成熟学者，也包括一部分的青年学者，例如以课题资助和培训活动的方式为青年学者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和资源。例如，英国皇家学会设置有专门针对青年学者的项目奖金和针对在校大学生开展的“指导计划”，“指导计划”将帮助大学生寻找一位有资历的皇家学会会员作为导师，帮助学生走出独立科研的第一步。

       英国皇家学会、德国国家科学院（利奥波迪纳）均通过自身的组织安排，积极推动学者在社会治理方面发表咨询意见；利用会员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保障咨询意见的权威性，相关咨询意见也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重视。如德国国家科学院（利奥波迪纳）为G7和G20政府首脑年度峰会提交咨询意见。

       一言以蔽之，我国科技组织的会员制度有必要采取双轨制。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设置足够“梯度”的会员结构，降低入会门槛，做大覆盖面，服务不同层次的科技人才，包括在校大学生，以发展壮大学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类似的会员层级结构也有利于我国科技组织与世界知名科技组织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为了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治理职能，科技组织必须积极吸纳相关领域的成熟、杰出学者，并通过体系化程度高的组织架构安排，充分发挥学者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威力，针对国内、国际治理议题积极发声，提供专业、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意见，积极参社会治理之中。

       2.提高会员服务的颗粒度和体系化，精准服务会员个人

       要解决当前科技组织“只见数字森林，不见活跃个体”的问题，必须树立会员服务的高颗粒度、精准化和体系化的改革理念。会员“个人”应该作为会员服务供给的起点和原点。从个人会员的职业发展需要、治理责任的承担等精细化角度入手，思考会员服务体系的设计，从根本上解决规模与活跃度倒挂的问题。具体应当做到以高颗粒度为基础的体系化，从而发挥科技组织的串联、组织科技人才的功能，不能以体系化牺牲服务的精准度。

       具体来讲，提高会员服务的颗粒度可以从地域和专业两个方面予以加强。在地域方面，我国全国学会分布地域广阔，因此建立地方分会是必要的选择。但关键在于全国学会应当在增加地域结构的层次化和多样性制度安排，会员组织只有不断提高分层结构，缩小地域单元，才能使学会服务渗透进每一位会员。在会员组织结构方面的多样性可以参考IEEE的地理结构制度安排。IEEE在全球拥有40万左右的会员，在全球设置了十个大区，按照地域划分，在大区之下又设置了区域组织、分会、地方性理事会（由一组相邻的分会根据会员喜好自由设立），同时IEEE还存在更加精细灵活的技术分会、学生分会、亲和团体等组织单元形式，由在地理上相近的会员，根据专业技术爱好，自由申请成立。技术分会和学生分会需要12人以上组成，而亲和团体只需要6人以上即可申请成立。按照IEEE程序完成申请和备案的各类地域组织活动单元，在完成IEEE年度活动要求的前提下，可以申请IEEE的提供的会费减免、活动资助和宣传等组织支持。

       而全国学会按照学会研究范围之内的细分专业领域建立的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做法也是目前国际科技组织通用的专业组织架构模式。如德国国家科学院以会员研究领域为依据，常设8个委员会，涵盖人口、数字社会、生命科学、科学与伦理、安全等政策咨询方向，形成了会员服务社会治理，发布咨询意见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为了应对现代社会治理对于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利奥波迪纳还会以任命具体的工作小组的方式来制定声明和咨询建议。工作小组由跨学科人员组成，并且任何研究结果在作为正式声明发表之前都要经过同行审查。

       会员是一个科技组织的核心和灵魂，是科技组织实现组织章程目的、发挥科技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能量来源。只有充分调动会员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才能够提升社团的活跃度。科技组织的组织架构、活动安排都是围绕着助力会员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活跃会员活动、发挥科技人才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而设置的。

       3.引入“会士”等人才表彰制度，构建科技组织的职业声誉体系

       提高会员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是科技组织凝聚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科技组织的宗旨之一就是提高科技工作者群体在社会中声誉和影响力。如IEEE的任务和宗旨之一就是提高科技和科技工作者在提升全球福祉方面的大众认可度。我们研究的六个科技组织均建立了“会士”制度，以奖励在先关科研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著名科技组织的“会士”代表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职业荣誉，且在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可。

       会员梯度等级划分则实质是一种科技组织对会员的表彰与激励制度，依据科技组织规模、领域等方面的的不同，会员等级划分也有所出入。包括IEEE、计算机协会等在内的一些知名科技组织基于会员从事专业领域的年限和贡献将其按梯度授予了会员以高级会员、杰出会员、会士等荣誉称号。一般来说，高级会员、杰出会员等的选拔相对容易，主要是为了表彰在专业领域的多年辛苦工作及优秀表现。而非常难以获得的表彰则属于会士制度，大多数科技组织都采用了会士制度，用以表彰那些在专业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极高成就的个人会员。会士的选拔一般每年进行一次，采取提名制，再由各个科技组织章程中规定的评选委员会来进行评选。各个科技组织中实际当选会士的人数占总数比例非常少，拥有12万会员的美国科学促进会2019年从24个分会中仅仅选拔了443个人成为组织的终身会士。每年授予的IEEE会士大约有290人，提名当选比例在29%左右。能够被选为这些国际知名科技组织终身会士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无一不是各个专业的领军人物，具有极强的研究能力与创造能力，为所钻研的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知名人士当选会士之后，不但与科技组织之间会产生更为密切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该科技组织的研究能力与创新能力，也会为该科技组织带来更广泛且深入的影响力，实现知名度的提升。而另一个角度来看，能够收到如此知名权威的科技组织对其研究、贡献的认可，也能够进一步提升会士本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会士本人后续获得的更多的包括软资源在内的各种发展资源。因此，建立发展会士制度对于科技组织和会员本人来讲，是一种双赢模式。当然，获选为终身会士并不意味着这种荣誉不会被撤销，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规定，当会士存在严重行为不当、违反职业道德（包括性骚扰）的情况时，则可以由科学促进会的撤销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撤销，且该委员会对此享有自由裁量权。撤销规定实际上可以某些利用身份地位而在科研领域内胡作非为的“会士”进行强有力的震慑，毕竟此类撤销结果会被广泛公布与传播到全世界，不但会对被撤销的个人之名誉造成严重损害，更有甚者则可能因为涉嫌“种族歧视”而丧失各种资源或本职工作。

       科技组织的奖项也是树立组织权威性和声誉体系的重要一环。计算机协会的图灵奖、英国皇家学会的皇家奖章（1825年），克罗尼亚奖章和讲座（1738年），贝克奖章和讲座（1775年）等。另外，这些科技组织的授奖范围相对狭窄，主要是颁发的是授予个人的奖励。但近代以来也有针对科研团体的奖项，如英国皇家学会在2016年设立，颁发给那些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多样性的进步贡献最巨大的个人或集体的雅典娜奖章。

       与中国科协及地方协会设置的奖项不同，大多数中国科协直接设立的奖励仅面向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而其他世界知名科技组织的众多奖项实际面向的是全世界范围的科学家，不限制国籍、种族、公民身份等，这种规定对于扩大奖励影响力、提升奖励质量有极大的作用。大多数的科技组织直接设立的奖项授奖数量实际并不突出，相较于中国科协的授奖规模相对较小，这实际就增强了奖项的珍贵程度与稀缺性，加之一些奖项持续的时间长达百年，奖项激励效果非比寻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科协授奖范围大，规模大是一件坏事。区别于英美发达国家为科研工作者进行的多元配置方式，中国科技资源配置相对单一，除了科协与政府奖励之外，科研人员甚少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肯定、奖励与资助。这也就意味着广泛授奖，让更多人科研人员获得肯定是中国科协的必需措施。因此，如何在广泛授奖的必要条件下，提升尖端奖励的含金量与国际性才是应有发展方向。此外，综合观察世界典型科技组织奖项的申报与评选模式来看，区别于我国逐级申报逐级评审的模式，国际基本都采取了提名（同行）与一级评审的方式。同行提名一级评审实际上将专业奖项的评选严格圈定在了是专业领域，更符合科技奖项的本质内涵，而且这种模式也更加高效便捷。

       4.发展全方位的会员服务内容，承接科技社团的社会治理功能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全方位渗透进社会生活和治理格局之中，因此，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社团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治理职责和功能。科技工作者在精进科研之余数，应当具备与公众、媒体和政府展开良好沟通的能力，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治理，提供专业权威的政策咨询意见。科技组织因此应当适用这一治理功能，发展全方位的会员服务项目和内容，提高科技人才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会员服务内容需要加强。

       第一，科技组织应当提供相关的会员培训项目，如开展媒体沟通能力、公众交流能力，以及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沟通能力等等软实力方面的培训项目。发达国家的科技组织尤其注重培养会员参与社会治理、与大众、社会和政府决策者良好沟通的能力，发挥科技智库作用的能力，科技人才同时也将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

       第二，科技组织应当成为串联科技工作者、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科技组织应当为会员积极拓展科研人员群体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会员提供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和赞助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科技组织尤其应当积极拓展与学校、媒体和政府部门的伙伴关系网络，为会员与社会的互动提供渠道和网络。

       第三，中国的科技群团应当积极开展科技外交，大力支持科技人才参与国际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一，科协、全国学会应当积极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建立世界范围的地区分会。目前，科协的对外主要以双边或者多边的交流为主，接下来可以打造大型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召开国际会议，建立地区分会成员网络是国际知名科技组织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吸引优秀人才的通用手段。比如IEEE、美国计算机协会不但在世界范围内主办重量级会议，还通过各个分会赞助各类优秀会议，主办成千上万小型研讨会，聚焦最新技术发展，吸引参会人员投稿，并最终将其会议论文纳入数据库中。这种模式一方面方便包括会员在内的科技人员通过研讨会进行思想碰撞、通过发表会议论文拓展知名度，也方便扩张科技组织的数据库，增强影响力。其二，科技组织是实现科技外交的重要渠道，科技外交依赖于科学语言，并以学术价值和标准为指导，能够跨越政治、文化和国家的边界，重构国际信任体系。德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会等均建立了科学外交中心。科学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外交利用科学的声誉、网络和整个科学领域来改善国际关系。当官方渠道受到限制时，它可以恢复信任和建立信誉，同时有助于巩固现有的伙伴关系和增进对国际关系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