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力”到“算力”，生产力的演进史就是一部技术革命史。每一次生产力的跃升，都不仅改变了生产工具，更深度重构了产业结构、增长逻辑与竞争格局。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通用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我们正加速迈入一个以算力为核心驱动力的新阶段。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之下，新质生产力如何破局前行？产业发展将呈现哪些全新变化？就此，《理论研究》周刊记者专访了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教授，共同探讨算力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道。

算力时代的生产力跃迁

《金融时报》记者：当下我们步入算力时代，您认为新质生产力和以往生产力形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刘志彪：从技术革命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概括为“五力”——“人力→马力→电力→网力→算力”的演化过程，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都对应着不同形态的生产力，带来新的产业，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领域、新优势、新赛道和新动能。

在现阶段社会日渐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下，新质生产力突出体现为以“算力”和相应的新产业为典型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对算力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的理解。一是生产力与其对应的主导产业。从生产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能够达到“质变”级别的生产力，一定经历了动摇产业底层基础性逻辑的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颠覆性的，都代表了产业增长的逻辑变化，都能形成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每一种生产力都有与其对应的主导产业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体系和结构。二是以智能化技术为中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核心技术与构成要素来看，以信息技术为中心将全面转向以智能化技术为中心。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力量，它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数字世界、物理世界与生物世界。

未来产业的三大新特征与布局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依托算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发展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产业布局和发展主要有哪些方向？

刘志彪：由于以“算力”为典型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主要面向通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催生的未来产业，以及用这些技术改造和升级的现有产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因而在未来，我们的产业发展会呈现知识性、虚拟性以及集聚性三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

首先是产业发展内涵将更加体现知识性。数字技术成为继蒸汽机、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之后的新一代通用技术，这种包含新知识的新通用技术集群式的链式演化，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引领性的影响。其次是产业布局方式将更加体现虚拟性。虚拟连接方式的兴起大大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关联性对企业成长演化的重要性将大大降低，溢出效应会以新的技术连接方式体现出来。最后是产业布局将从以往的地理空间集聚模式，变成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互为核心的网络虚拟集聚模式。

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新科技驱动下的产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向上：一是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后形成的、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的前瞻性新兴产业。二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它与未来产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时间的接续性上。三是重点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下的技术突破将颠覆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基本原理，但是并不会使传统产业被替代。

五维驱动机制及其落地难点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出新质生产力发展依靠“五维驱动”机制，能否具体解读这五大驱动力以及当下落地的难点是什么？

刘志彪：根据以往技术革命转化为新产业、新动能的发展经验，新质生产力的生长受系统性的多维机制驱动，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驱动机制。

一是激活劳动者的主体性。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激活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建立主体性驱动机制。通常来讲，以劳动者为核心的主体性驱动机制一般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底层的基础教育体系，要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学科建设，调整优化相关学科力量和结构，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其二，庞大的新产业劳动队伍，以新产业体系需求为导向，建立适应数智化时代发展要求的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其三，高端人才的供给与输送，采取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办法，加大对高端数智化人才培育的投入力度。

二是拓展算力的技术性。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晰目前我国算力产业发展的现状，建立技术性驱动机制。当前我国算力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技术方面，目前我们在核心算力芯片国产化方面的进展相对较慢，从服务器到操作系统乃至数据库领域的产品仍然受到外部制约。在供需平衡方面，我们需要建立市场化平台进行算力调度和交易，让算力流动起来，实现算力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布局，提升算力的利用效率。在应用方面，目前我国算力主要在互联网、政府、金融、运营商中应用，传统行业算力应用不足，这需要我们在传统行业中增加算力应用场景，形成规模化、多样化的算力应用生态。未来应该根据我国当前的短板，在关键芯片、算法模型等技术领域，从技术研发投入、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应用拓展、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着手构筑竞争优势，尽快形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

三是加强技术应用的场景性。场景性的驱动主要是指由超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带动的新质生产力飞跃。超大规模市场将引导技术创新并极大地支持相应的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这是技术创新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循环的基础条件之一。这意味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真正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应用场景丰富和创新收益放大的独特优势。

四是发挥体制机制的协调性。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有效发生，在实践中往往是由于激励制度的设计实施，使创新者付出的成本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通常来讲技术创新的风险很大，如果没有体制机制对创新的激励，很难有人愿意从事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活动。因此，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如建立支持创新的长期资本、尊重知识产权、鼓励创新人员持有股权或分享创新收益等。

五是运用数据要素的传输性。数据要素的非稀缺性、非排他性和强流动性是区别于其他传统要素的重要特性。一方面，数据要素能够渗入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传统生产要素中，这些要素通过数据赋能，具备智能化的特性，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能够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输时滞的关键问题，提高生产决策、流通过程的效率和安全性，促进消费体验和消费理念的多元化，进而能够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动能，保障经济安全高效运转。

各行各业协同发力的路径

《金融时报》记者：结合实践来看，各行各业具体该如何发力，才能稳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刘志彪：概括来讲，全力做好以下五个“三”，是各行各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

第一，动态配置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三大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在时间进程上处理“新”“旧”产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如果先把主要的资源集中投放在未来产业的培育上，可能很难实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良性循环；而如果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放在用新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一定成效后，再把更多的资源战略性地部署到未来产业上，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可能就会事半功倍。

第二，积极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三大行动。“智改、数转”聚焦企业硬件智能化改造和软件集成化应用的叠加，通过组织流程再造和数字化嵌入，全面提升企业在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新质态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网联”则依托工业互联网，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制造业企业与数字服务企业之间的连接。

第三，大力培育“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中小企业三类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链，而且这种产业链还要有处于关键节点上的“链主”企业，它与上游的专精特新企业、中小企业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仅要调节好“链主”企业在市场内的竞争垄断关系，还要为上游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创造市场条件，以市场化手段解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为了利用现代产业链治理机制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也需要改革过去中国产业政策中存在的挑选“输家赢家”的倾向，让产业链竞争中产生更多的激励效应，发挥市场机制而非行政主导的力量去解决绝大多数重要产业的“卡脖子”问题。

第四，增强创新、改革、开放三大引擎的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更应该包括市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因此，不断深化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措施之一。当前，要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投资营商环境建设，加快新型高标准要素市场培育，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和深化开放既是改革，也是创新，它可以有效地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给国民经济系统运行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我们要苦练“内功”，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公民个人开放的力度，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疏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另一方面，我们要勤修“外功”，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积极主动实施“单边自我开放”，高度防范可能出现的独立的、自我循环的“内置化”发展倾向。

第五，展现知识、技术、人才三大要素的市场价值。科技有堵点、技术“卡脖子”，是因为缺少对工艺技术的超前基础研究，缺少理解工艺技术机理的优秀、杰出人才。优秀、杰出人才匮缺，往往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往往是因为投入不足、教育理念有问题或者教育环境不够宽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允许人才自由、大胆探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人才激励措施。因此，要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的人才。

产业政策也需要相应转型

《金融时报》记者：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我国产业政策需要做出哪些转型？

刘志彪：加快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产业政策，是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是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环节。产业政策的支持位置要前移，要重点支持处于产业链前端的科技创新环节，减少对产业链后端的产能扩张环节的支持。具体来讲，我们的产业政策要帮助行业攻克“卡脖子”领域和技术，而非帮助特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当新兴领域技术完成突破、相关企业获得定期垄断的专利权并已可以正常生产，产业政策就要及时退出，不能无限制补贴。金融机构也不能拿着政府的产业政策目录去发放贷款，而要算清楚经济账。

二是坚持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央不断向地方分权，一方面，形成了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相应地形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格局。这使得中国经济总体上具有“行政区经济”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能力上呈现不均衡状态。这种情况一方面限制了中央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造成中央政府经常只能借助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弱，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区域间公共品供给的调节能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尽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为此，要让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站到前台来。

三是创造健康的竞争环境。产业政策实施的方法要转型，要从挑选“输家赢家”、直接分配资源转向创造竞争环境。目前，国内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平台型企业，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渗透为依托，正在摧毁旧的产业体系中的各种市场壁垒，推动形成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市场结构，这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革命性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并预防平台经济对市场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运用新的竞争政策加强对其规制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更多平台企业进入，通过平台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发挥其在打破现有市场分割与政府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是主要补贴消费者。产业政策支持的对象要转型，要从主要补贴生产者转变为主要补贴消费者。对生产者提供直接补贴仍然是速度型赶超经济体系的特征。它虽然可以为厂商提供研发资金、降低成本和刺激产能扩张，但是，也容易助长产能过剩和企业的寻租腐败行为，引起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在新发展阶段，比较合适的产业政策扶持方式，除了要对产业政策的补贴方式进行公开化、透明化的改革外，还要转变为对使用者或者消费者进行补贴。这一方面可以刺激新兴产业扩大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生产者争取消费者的过程中遴选出消费者心目中真正优秀的企业。（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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