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中国

  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科技与产业革命正交互演进，降碳减排成为世界各国共识。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正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在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新基建等领域快速崛起，为“换道超车”创造了条件。

  未来，随着外部国际市场的需求逐步走弱和我国人口与地产红利渐失等负面因素的叠加效应，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以“双碳”目标为驱动力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低碳产业链、供应链为突破口，将持续驱动供给端的全产业链升级和需求端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

  在数智化时代，科技创新在为企业提升生产能效同时对降碳减排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优势都离不开低碳产业的持续高质量投资和供给。当产业发展面临“碳成本”的不断攀升，如何在低碳时代中突破挑战、把握机遇值得思考。

   11月9日，由《财经》杂志主办，主题为“万物新生,共话巅峰”的财经年度对话2022在北京成功举办。《财经》杂志主笔杨中旭与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科创中国”产业科技服务团首席顾问仇保兴，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新华三集团副总裁、解决方案部总裁李立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的圆桌对话环节，围绕“人口与地产红利结束后的低碳经济跃进”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双碳”目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更多可行方案

  杨中旭：去年秋天全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拉闸断电现象，可能和我们在实现“双碳”战略过程中各地方的操之过急有关。“双碳”战略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是不是还存在误区？如何找到更可行的减碳方案？请仇部长分享他的见解。

  仇保兴：刚才曹会长讲了“双碳”战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非常赞同。讨论到中观经济这个层面，实际上我国有一类市场的主体，也可以叫内主体，也就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投资型的，而西方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是消费型。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体存在共生关系，这两个主体在过去40年，它们的投资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问题，在“双碳”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没有经验，地方就更没有知识经验储备，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误认为“双碳”战略是可以通过几场突击运动就实现的，这主要表现在去年前年，连续两年有些地方拉闸停电。按道理讲，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正因为此，我作为国务院参事，专门给国务院写了报告，总理也批准了，后来做了调整，我觉得这个调整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双碳”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尤其是碳中和。这个碳中和的终极目标是把排出来的100多亿的碳完全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生态手段中和掉。碳达峰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所以碳达峰不需要在宏观层面或者中观层面太过于强调。这是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人类最早的城镇化、工业化起源国家是英国，英国是什么时候实现碳达峰的呢？是1973年。英国在1973年就实现了碳达峰，整个欧盟20多个国家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也分别实现了碳达峰。他们的碳达峰既没有号召，也没有庆祝典礼，为什么他们一声不吭就实现了碳达峰呢？因为他们经历的是自然达峰。自然碳达峰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完全城镇化，能够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基本都转移了，再也不会出现城市人口的大幅集聚增加。第二个条件是深度老年化，即老年人口65岁占全部人口的14%以上，这样整个投资，特别是扩大规模的投资基本上在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方面，在耗能大的方面减少了。第三个是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化转移。在完成“三化”的过程中，碳排放就自然达峰了，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达峰的，后来有气候经济学家帮他们统计出来，你们已经达峰了。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城市，只要经历了后工业化，产业升级，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正在出现。我们在碳达峰，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必要来做突击和冲锋，更不必拉闸停电。这一点上现在纠正比较彻底。

  另一方面的误区，我们有许多碳工业园区，或者零碳企业或者零碳建筑，他们认为只要把外来的绿电用到100%就是零碳，这个误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我不做任何事情，只要有钱就买绿电、绿色能源，实际上就把减碳责任外包了，这其实没什么意义。如果全国都这样干，最后谁来减碳？这就有问题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假的减碳，我们不提倡。我国从建筑开始到园区，都应强调自身能够减碳，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能够把碳减到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仅购买绿电，购买绿电只能作为底线。人类只要活着，人类只要有经济活动就有碳排放。先减碳，减到最后通过购买绿电或者通过碳交易市场来中和，这是一个底线思维，而且可以说是一个补充式的。

  第三方面的误区，很多专家都把生物质能源提到很高的高度。前几年讲到有一种叫“超级芦竹”的神奇植物，一亩地能够种出5万公斤，可换算成一万斤干物质每亩，如果全国拿出10亿亩土地种这个植物，再乘上每亩一万斤干物质，然后再转化成生物质燃料发电，基本上算出来是可减40亿吨，占我国总碳排放量的一半少一点。好像这个来的太容易了，我们这个经济学里面有几个领域数据是不太可靠的，特别是通过植物不能减多少碳，没有准确的东西。《Nature》杂志上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能够通过生物质增量减少40%的碳排放，这是我看到的最乐观的一篇文章。也有严格的模型测算，然后反映到中央的文件上，党中央、国务院去年10月份发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对“双碳”战略的实施做出权威性解释，这个文件上讲我们通过改善和提升生态体系能够减碳的量很少，目前能够进入这个文件的碳汇也就是森林的蓄积量，文件上面说得很清楚，这个蓄积量从2025年到2030年的五年期间，我国每年增加的森林蓄积量，目标是减碳2.5亿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努力，通过森林蓄积量增加来每年减碳2.5亿吨。这个和我国每年100多亿吨的碳排放相比只是个零头。为什么我们有些植物学家专家和文件讲的通过生态系统的改善，碳汇量的提高，减碳目标相差会那么大？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其实是那些植物学家有点盲目乐观。为什么他们会乐观？有两点，从物理学角度来讲，这些专家的方案是不能实现的。一是任何一种植物，只要产生干物质，也就是碳氢化物的干物质，就需要大量的水分，一公斤的干物质要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形成，需要500升到1000升的水，这意味着一亩地如能够长出1万公斤的干物质来，需要吸收1000倍的水，即一亩地要10000吨水，我们整个国家除了南方的水稻田能够满足，有些水库，旱涝保收田能够满足以外，其它很多地方都很难满足。如果通过远距离调水则要靠能源提升水位，而且那么多的旱涝保收田拿出来种这种超级生物，粮食安全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好。

  二是通过植物把太阳能转化成碳氢化合物，再由碳氢化合物通过燃烧做出功来，这之间的转化效能最多只有2%，植物吸收的阳光能只有1%的效能，也就是说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成能够变成另外一种能源物质的效能只有1%-2%。2%是一种特殊的植物，被称之为“碳四植物”，它有两个渠道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转化，但99%的植物为“碳三植物”，这些植物的效能是1%。两个效率，一个是水的利用效率，一个是太阳能的利用效率，植物都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专家把自己的知识用到“双碳”战略的时候发生了自信式偏差。其实就像中央领导说的，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不能乐观的估计。

  比如我国的太阳能光伏、风能发电，在过去十年里成本减少了10倍和3倍，今后还会持续下降。现在太阳能光伏发电如果不计算土地使用费的话，已经比煤发电还低了许多，风能也是一样。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光伏发电，一度电仅一毛钱，因为没有土地使用费。我预计未来的十年还可以下降3倍左右。

  回到中观层面，一个城市有多少建筑？通过遥感，城市建筑现在有660亿平方米，农村的建筑是630亿平方米。如果把城市的屋顶都装上太阳能，把农村的屋顶装上太阳能，光是城市的屋顶装太阳能就有10个左右的三峡发电量。农村都是一层两层农房，能产生20个到30个左右的三峡发电量。近些年我国每年电力需求一共是70个三峡发电量。我们光是通过屋顶就已经把绿色电力需求解决了百分之六七十。当然我们还有大量的空地，大量的蔬菜种植用地，城市都有菜篮子工程，许多菜田上空都有遮阳棚，这意味着种菜仅需30%-50%的阳光，可以用太阳能发电，“农光互补”也可以产生20个三峡发电量。我国还有那么多的戈壁滩，那么多的稀疏草原，都可以来用“种”太阳能板。太阳能板覆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在内蒙古、新疆都做了试点。原来沙漠和戈壁滩寸草不长，铺上太阳能以后，过了几年草长出来了，再过一两年草长得比太阳能板还高，为什么铺上太阳能板牧草会生长，不铺的反而寸草不生呢？原因一是太阳能板把强烈的阳光挡掉了一半以上，地表温度下降了；二是太阳能板要积灰，经常要用水去除灰，这点水流到地里，沙地就有水了；三是太阳能板在沙漠地区和内蒙古这种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能把空气中间的水蒸气吸附在太阳能板上，到了早上太阳出来以后再以露水的形式流到下面的沙土上。这三种效应叠加起来就使得原来寸草不生的都能长出草来。这个对生物的多样性，对草原的改良、固沙，几乎不花什么本钱，但想达到的都达到了。有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效益。

  这样一来，我国不少北方城市距离不到一百公里就有沙漠，每个城市到沙漠里面包一块地，然后铺上太阳能板，再拉一条专线，这就叫可再生能源“飞地”。这样一来，我们把整个国家需要固沙，需要改良生态的沙漠也改善了。

  中观经济层面可组织实施项目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些投资是很有效果的。刚才曹会长讲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大气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我国需要100多万亿元新增投资，如果1.5度则是140万亿元，无论从哪个角度测算，每年都有3万亿新增投资，3万多亿相当于中国现在的研发总投资。这意味着每年都要有新增加3万亿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碳交易市场，中观层面来讲，碳交易的市场有多大呢？美国气候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在2018年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我们要将温控目标定为达到2度的话，碳市场应该是每吨碳价50美金，如果是1.5度，碳价格应该是每吨200美金。如果以50美金每吨计算，每年中国的减碳获得的碳交易收入，每年100亿吨的碳，如果通过碳交易市场找到买家，市场份额占到全球三分之一，那就是每年3万多亿人民币，这又是新增加的。这方面整个投资的转型能促进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是投资转型带来的。我认为中观经济层面，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只要克服传统的弊端和误区，放弃碳冲锋和过于理想化的方案，脚踏实地利用我们各地的优势，补上我们的短板，我国民众就可以非常乐观地看到这个情景。

来源：财经杂志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