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的讨论,不应缺失实践哲学的向度

知识与行动是近年来国内外哲学界探讨较热的重要论题,一些机构纷纷成立了“知识与行动”研究中心,围绕此主题的论坛和学术会议也活跃频密。2019年,英国学者约翰·海曼的《行动、知识与意志》一书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进一步掀起了知识与行动问题的讨论热潮。知识、行动本质上就是蕴含着人的存在和生活意义反思的实践哲学问题。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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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这样一个十分强调科学知识的时代,重视知识形成、知识与行动关系的讨论,是十分自然的。但也要看到,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只是着重于知识论以及知与行之间关系的思考。知识是行动的基础和工具,行动则是知识的运用和实现,而更重要的是,自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表现出来的统摄和融合两者且是决定性的、以“善”本身为最高目的、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实践哲学向度似乎不应缺失。

知识存在理解性的问题

科学知识(Episteme)这一概念在希腊产生,对于希腊人而言,其本意是以数学为代表的一种特有的、纯粹的理性科学,所处理和追求的是一种不变的、绝对的东西。希腊时期,科学与哲学并没有明显区分,作为理论知识或理论智慧(sophia),所追求的都是理解和把握一种关于世界事物不变的普遍性、绝对性的知识。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结合于人的行为处境的、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实践知识开始被独立出来,构成一种与纯粹理论知识不同的“另类的知识”,即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Phronesis)。如果前者是一种“精确性的”知识,那么后者则是“不精确性的”知识,它是人的以“善”本身为最高目的的一种实践性知识。这类知识不是针对不变的对象,而是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活动处境,使这类知识的普遍性、合理性确立起来。它本身包含着一种知识的运用,这类知识总是变化的、复杂的和多样的,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性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实践智慧”,因而它既无法教,也不可学。不过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的传统在后续思想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因此,自希腊时期起,科学这一概念,严格说来,就指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科学(Science)。

  

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实践知识同样是一种科学知识,属于整个人类知识的整体系统,这种“不精确性”的知识大体上就是后来所谓的“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aften)。在当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看来,人文学科中,被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客体的世界,而是人对自己、对其创造物世界的认识。这就是说,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一种知识性科学,其目的不仅仅是认识,而且是使人的自我认识能动地不断改进。在精神科学中,问题在于理解,最关键的并不是客观性,而是与对象的先行关系,理解地参与是其理论有无价值的根本标准。不同于关于不变对象的知识性科学,精神科学是一种通过语言对话,在语言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中,使得被语言表述的事物本身的存在和真理发生与显现出来,从而获得其自身的规定并能自我把握的科学。

显然,实践哲学这个问题对于近代思想的科学概念(即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第一类知识:以数学为代表的,强调不变性、绝对性、精确性的纯粹理论科学)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真正挑战。它作为一种“不精确”的人文科学,冲击和改变了确定的、不变的科学知识观,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事实和理论之间也存在一种不确定的“解释学关系”,并且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作为科学之基础的经验事实并非纯粹的事实的堆积,其作为一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与科学研究者的理解和解释是分不开的,正如哲学解释学与人们的自我理解之间的关系一样,对经验的理论认知与理解实践也同样是不可分割的。这样,解释学的普遍性就扩展到了纯粹的科学知识领域,科学的经验事实和理论意义同样蕴含着解释学的要素,科学知识也是一种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知识。质言之,人类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蕴含着解释学的意义,更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是,伽达默尔将解释学看作实践哲学,这就意味着,任何知识都存在着理解性的问题,而一切理解、解释本质上又都是实践哲学的。

知识、行动的实践哲学向度

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后人称之为实践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来的,伽达默尔则使其含义有了更大拓展。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从根本上说,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与所有可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

在人类的所有知识和行动中,蕴含着一种整体性、共同性的实践哲学思考,并且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更多地将它表述为知识、行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原因。在这三者中,知识是关于某种事物的一种本质性认识;行动意为人的某种具体的行为活动,它以知识为基础,又与知识一起蕴含于人的行为“何者为宜”的实践理智性的思考之中;实践是指人的整体的生命存在和行为活动。因而,实践之思是与人的生命存在、行为意义关联在一起的,实践理性是涵盖知识、行动两者的一种整体性的理性反思,根本上是一种哲学思考,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和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的反思。一切知识都是人存在的整体性活动的一部分,它以人的存在的“实践理想”为目标,知识的意义是指向人的行为活动的,人的行动同样是基于人的存在和行动的整体性思考下的一种知识运用性活动。从根本上讲,实践理智目标的共同性包含了整个人类,实践的理性需要包容了一切,人类所有知识和能力的应用总是从属于对我们都起作用的共同目标和实践理智的整体性、普遍性思考。

自亚里士多德区分开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以来,实际上就有了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孰高孰低,谁为第一、谁为第二这样有关地位关系的思考。应该说,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虽是必要的,但在人的存在行动和所有知识中,并不是核心的,而实践性的需要和理性思考才是根本性的。这是因为,这种理性需要包容一切,它并不存在于一种可以学会的能力之中,也不存在于盲目的随大流主义之中,而是存在于理智的自我责任心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出于理智责任心的理性需要涉及的是一种人的理性的判断能力,或者说一种自然的人类能力,这种能力要从生活经验中产生,以“善”本身为最高主题,并且被人们认为是健全理智的。伽达默尔深刻指出:“如果有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因为唯有人类的生活形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

这表明,科学知识本身同样存在着理解问题,因而,虽然科学知识要服务于人的行动,但行动问题既然与科学知识相关,且作为行为意义问题(包含行动意志、行动能动性等),就必然与科学知识的理解相关,因此本质上也就是一个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问题。所有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内含于人的存在的、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实践哲学之中。知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之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内在问题,是内在于作为人的存在和行动的整体性、共同性思考的实践哲学之中的。相比于科学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是首要性和决定性的,因此,人类一切知识、行动包括理解、解释活动都是实践哲学的。

总之,科学知识是一个整体系统,不仅包含数学性的、精确的科学知识和技艺性的制作知识,也包含总是联系特殊事物的、变化着的、不确定的实践知识,而这种实践知识更多地表现在人文的精神科学之中,这是科学观的一大转进。

更重要的是,要将知识、行动与人的存在性实践哲学联系起来。知识的意义总是指向人的行动和生活,行动也一定是在某种人类理智性指导下运用知识的行动,从根本上说,一切知识和行动都会融合于有关人的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思考之中。只有立足于实践哲学反思,知识与行动才会真正关联起来,知识才有服务于人类存在和行为活动的思想指向性,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才有一种实践意识与实践性语境。对于人类知识、行动来说,这种实践意识与实践哲学(实践知识)才是最为关键和根本的。

知识的命运实质上就是人的行动的命运,离开行动,知识必定是无指向的,也就自然失去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根基与方向;但行动的问题决不能是盲目的、任意的,而必须出自人的一种实践理智性思考。因此,知识、行动本质上就是蕴含着人的存在和生活意义反思的实践哲学问题。